小珠子：可怜的巴金

【新生1月8日讯】据消息灵通的人士说，百岁老人巴金整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每日里神情呆滞，语言困难，思维能力已经十分低下。但是，他却年年走红著，今年更是因为百岁诞辰而成为全国千百张报纸的热门话题。不过，也许是实在太老了，目光实在太呆滞了，尽管是百岁之庆，竟没有一张新的照片。这当然是有关方面刻意控制的。

巴金100岁了。他自己说，1949年后，他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今日既无益于社会，且自己又无求于荣光，为什么媒体还要不断地要把一大堆一大堆的光环照在一个半死不活的老人身上呢？

文化革命当年，巴金挨不尽的是批判，写不尽的是检查，住不尽的是牛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对巴金咬牙切齿地说，他的罪行足可以枪决。因为据说巴金曾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与共产党的学说不一致。不过，无政府主义并不犯法，张春桥此言，是文革专制主义的自然逻辑：你不跟从我，你就是敌人，就要消灭你。如今，月换星移，一个当年被批得狗血喷头的人，如今成了大红大紫的红人，这种现象如何解读呢？

巴金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作家，他1949年以前的有些作品，曾给青年以不小的影响。他在四人邦下台后，提出要办文革博物馆，以让中国人记住历史的教训。他晚年提倡说真话，自己带头反思，也是很好的。但是，毕竟，他的后半生没有写过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面对专制制度的迫害和挤压，是一个普通的受害者，也是一个可怜地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人，他积极地或违心地批判过胡风，积极地批判过右派，批判过许多无辜的人。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著人性常有的弱点。他也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做过许多违心的事。人们并不是要苛求于他。但是，从历史的严峻性上说，他今天的大红大紫，应该是受之有愧的，也是丝毫没有必要的。

如今的太高的礼遇，不是巴金的本意，更不是他的追求。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现象。

这种现象是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荣辱起落，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在摆布，这管这种摆布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民意。巴金的命运表明，那种异己的力量显然是在表明，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迫害你，罗织罪名打倒你，我也可以捧高你，一直捧到九宵云里。文化革命受迫害时，巴金想躲也躲不掉。同样地，在一种异化力量的作用下，高帽子可以一顶一顶地戴到你的头上，什么人民作家啊，什么作协名誉主席啊……推也推不掉，挡也挡不住。

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人在中国的命运，完全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完全不能由自己控制，也完全不是由人民决定。要批你就可以批你，要斗你就可以斗你，要抬举你，你不想被抬举，也必须被抬举。真是如民谣所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同样的道理，也反映在对施蛰存、赵丹、宋庆龄等人的身上。论才华，论文学史上的地位，论学者风范，施蛰存是真正的大家，他也是一个百岁老人，在翻译、在创作、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独立人格的追求等方面，他都有独到的贡献。但是，他却非常地寂寞。赵丹，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从牛棚里解放了出来，但是，还是规定他不能参加演出。演出的权利和资格，都是由领导决定的。临死时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党不必管得太多太死，古往今来的哪一部杰出作品，是在领导规定写什么怎么写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他说的是真话，但是，被一个据说是总设计师的人大骂他放了一通屁。那位令人悲哀的孙中山夫人，临死前在弥留之间，被批准参加中共。不知道她此时有无知觉，这是否是她当时真正的愿望？这一类的强制，与在昏迷之间被强暴，本质上是一样的。

一个垂垂老人，昏沉之中，临死之前被批准入党；一个垂垂老人，朦胧之年，意识模糊之时，被抬举为人民作家，作协名誉主席。这样做，对当局者是非常保险的。因为无论对他们怎样，他们都只能默不作声，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作出任何主动的反应了。

巴金今日的大红大紫，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崇老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历来崇尚经验，崇尚老人，老人政治所以历久不哀，这也许是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一个结果。

巴金是要尊重的，也是要给予科学的评价的。但是，真正尊重他，倒不如实行他所想做的对民族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文革是中国的大耻辱，大劫难，巴金提出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后人们世世代代记往前人的苦难，让子孙们一代一代不忘历史的教训。真正尊重他，倒不如像巴金所希望的那样，让民众可以自由地说真话，不要以言治罪。如果真是这样做了，我觉得比花费许多钱财庆祝巴金诞辰要有价值得多，比抬出一顶一顶高帽子强戴巴金头上要有意义得多。

(网路文摘)

发稿：2004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