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著名“右派”學者的悲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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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天韻

吳澤霖、吳景超、吳文藻，是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的大師。在中共發起的“反右”運動中，他們都被打為“右派”，合稱“吳門三大右派”。

當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們選擇了那一片土地，卻不料在劫難逃。

吳澤霖

吳澤霖（1898—1990），江蘇常熟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教育家，他是把中國民族學與民族博物館結合在一起的創始人。

吳澤霖14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學堂，1922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威斯康星密蘇裏和俄亥俄州立大學，1927年獲博士學位。在留美期間，他主攻社會學，還系統地學習了市政學、統計學、心理學、人類學、哲學、政治學和美國史等。

1952年，吳澤霖任教於中央民族學院，1953年調至西南民族學院，主持籌建了該校的民族博物館。

1958年，西南民族學院因為右派定額不足規定的比例，硬把吳澤霖補劃為右派。吳澤霖因此成為人類學界、社會學界的五大著名右派之一。

1965年，吳澤霖被遣返回鄉當了農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離審查。1971年，吳澤霖解除審查後才得知，在他離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嶽母不堪淩辱和誣陷，一起服毒自殺了。

1980年，學者楊心恒去中央民族學院拜訪吳澤霖，看到時年73歲的老人住在筒子樓向陰的一間房裏，自己用煤油爐做飯。

吳澤霖的老朋友、社會學家費孝通評其為“一生謹慎，從不出格，他一生愛國，沒有半點私心”。

吳景超

吳景超（1901—1968），安徽歙縣人，1901年出生，15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通曉英、法、德、俄等國語言。吳景超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唐人街的。他是公認的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

1928年，吳景超回國，先後任金陵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務長。他還擔任過國民政府經濟部秘書、戰時物資管理局主任秘書、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顧問、重慶國際最高委員會參事等職。

1948年10月下旬，政局更替前夕，胡適曾向翁文灝、蔣介石推薦吳景超、蔣碩傑、劉大中三位學者。蔣介石讓人捎信，希望吳景超隨同撤走南下。胡適特地派人送來兩張機票，動員他同行至南京。吳景超不為所動，還反過來勸胡適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貽琦等人都勸他去美國執教，他一概拒絕。（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來都去了臺灣，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及稅制改革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吳景超表示，自己要在北平迎接“解放”。他說：“這是一個變遷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給國家一個機會。”

中共建政後，吳景超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寫作風格大變，有的文章純屬應景之作。他違心地參與了對胡適的文字批判，也曾表示自己作為知識分子要“痛悔前非”。

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撤消了社會學專業。1957年，吳景超在《新建設》雜志發表文章《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提出“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這篇文章受到了許多批判，被指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

1957年4月10日，《新建設》雜志召開社會學座談會，20多位社會學家出席，包括陳達、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嚴景耀、潘光旦、費孝通等人。他們認為，這個座談會是中央宣傳部批準召開的，所以暢所欲言，很認真地討論如何恢復停辦5年多的社會學。一個月後，與會者的發言被定性為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參與者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

吳景超被逼離開講壇。他被降級、減薪，被迫進行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思想改造，參與集體學習，備受折磨。

文革開始後，吳景超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復批鬥，他蹲牛棚，還被迫寫逼供信。

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病逝，終年67歲。

吳景超的學術著作，都寫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包括著名的《都市社會學》（1929）、《社會的生物基礎》（1931）、《第四種國家的出路》(1936)等。1949年後，他沒有一本新著。

大陸學者謝泳說：“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揮出他作為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

吳文藻

吳文藻（1901—1985），江蘇江陰人，1901年生，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

吳文藻於1917年考入清華學堂，1923年赴美國留學，於達特茅斯學院取得社會學的學士學位，後又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榮獲校方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

1929年，吳文藻回國，任教於燕京大學。1938年，他轉至雲南大學任教授，次年於該校創立社會學系，並建立了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站。

1926年吳文藻與冰心結婚照，司徒雷登作司儀。（公有領域）

1951年，吳文藻攜妻從日本歸國，1953年起在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吳文藻的兒子吳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動文人”、“漏網右派”、“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

冰心回憶說：“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

1959年12月，吳文藻的“右派”帽子被摘，但此後只能基本從事內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未能發表，即使發表了也不署名。

吳文藻與弟子費孝通共同搜集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但這些資料在文革期間全部散失了。

1966年9月，紅衛兵沖進了吳文藻的家，抄走了許多書籍和物品。紅衛兵把一塊大木牌掛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寫著“資產階級太太、修正主義的黑幫作家謝冰心”，讓她站在烈日下。吳文藻作為摘帽右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押去批鬥。

冰心說：“那時我們一家八口（我們的三個子女和他們的配偶）分散在八個地方”。

吳文藻的女兒吳青曾向《紐約時報》講述了一些文革遭遇。她說：“紅衛兵去了我家，要求他們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個小時。……他們在我們家裏搜查，把所有東西都抄走了。他們像強盜一樣闖進來，想要什麼就拿走什麼。”

“然後，中央民族大學辦了一個展覽。紅衛兵把他們從不同人家收來的東西放在一起，說那全都是我父母的。這個展覽叫作‘吳文藻、謝冰心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展覽’，裏面有黃金、玉器、銀器，很多東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塊大木牌掛在脖子上，站了10天。”

1969年冬，年屆七旬的吳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廠勞動，1970年夏轉去湖北沙洋幹校勞動。冰心則在1970年初被發配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

1971年，中共為了準備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調回了正在下放勞動的吳文藻、冰心、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組織他們翻譯和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其它幾本歷史著作。

結語

“吳門三大右派”，這一名詞的背後，濃縮了三位著名學者的悲劇，折射出暴政毀滅民族文化的殘酷。“反右”制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十年“文革”將五千年文明的實物和精神遺產摧毀殆盡。在中共掌中，愛國人士、善良百姓的熱誠被玩弄，他們的才情幻滅，靈魂扭曲，尊嚴被踐踏，人生雕零。

往事不堪回首，現實慘烈依舊。無數的血淚教訓，積澱在歷史的隧道，絕非過眼雲煙。中共的存在，給無數個體，給社會和民族帶來滅頂之災。今日，面對無盡亂象和仍在進行的罪惡，任何對中共的幻想都只會延長悲劇，任何粉飾太平的說辭都無法掩蓋真相。

參考資料：

閻明、王炳根：《吳文藻一家1951年後的劫難與遭遇》，發表於“於建嶸的東書房”。
儲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文革親歷者講述文革》，2016年5月17日，紐約時報中文網。

發稿：201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