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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饑荒紀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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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靜

1959至1961年,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饑荒劫難降臨中國大陸: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饑餓,各地上演著“人相食”的人倫慘劇。這場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禍”,至今仍是大陸官方極力封鎖的歷史。

繼中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後,中國大陸餓殍遍野,出現長達三年之久的大饑荒。中共對外宣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而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天災、戰爭或瘟疫,完全因中共一系列浮誇、冒進的錯誤政策所致。

盡管中共極力抹去歷史的記憶,但有關大饑荒的細節與真相,被《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徹底曝光。往事不堪回首,更難以回首,作者楊繼繩卻努力挖掘出當年的一幕幕真相。他說,自己沖破重重阻力完成這部巨著,是為歷史正名,也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並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現年76歲的楊繼繩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2001年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志編委和顧問。2003年起任《炎黃春秋》雜志社副社長,2015年被迫離任。他還多年兼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境外大學多次作過訪問學者。

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傾盡十多年的心力調查研究並完成了約100萬字的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搜集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采訪了上百位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大小官員、饑荒的幸存者及見證人,記了10多本訪談錄。

書裏的資料都是內部資料,檔案、會議記錄及各種地方志、縣志。“我當時是新華社高級記者,以采訪中國農業政策的演變的名義,通過新華社分社各個社長幫忙,跑了12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復印、手抄了幾千萬字的資料。”其間的艱辛難以言狀,費盡了周折,有的地區還是不讓看。他兩次到通渭,都沒能進入通渭檔案館。後來經高層朋友的幫助,他在甘肅省檔案館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檔案,在河南省檔案館看到1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陽檔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資料,在攝像頭下抄寫了8個本子,有的資料審查後再到他手裏已抽走幾頁。不管怎樣,他還是抄閱和復印了數千份源文件。

他反復查證,數易其稿,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實、詳細的考證和數據,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揭穿了長期以來官方“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的謊言。

1960年7月,蘇聯撕毀了600份技術合同,撤走專家,其影響局限在國防尖端和一些重工業領域,與農業生產毫無關系,那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多了。蘇聯六一年3月以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蔗糖,中共不要小麥,只接受蔗糖援助。沒有蘇聯逼債這回事,是毛澤東為“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了債務。楊繼繩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查資料並求教氣象專家,結論是那三年是氣候正常的年景。

這場慘烈的大饑荒,非“天災”而是“人禍”,根本上都是極權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大躍進、大修水利、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浮誇風、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民眾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虛報誇大糧食產量,導致征糧過重。所有的財富、資源、土地都被政府壟斷,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農產品換回工業生產用的機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騰農民大規模棄農煉鋼,把鐵犁、鐵鍋等砸了煉鋼鐵。青壯年都投入煉鐵和修水庫,耽誤了農時,莊稼來不及播種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蕪。糧食大量減產,各省卻“喜報頻傳”,陷入“畝產萬斤”的吹牛狂歡。公共食堂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誰不聽話就不給飯吃,“扣飯”是普遍現象。一些地區農民想開荒種地、在自家吃飯也不行,自留地收歸集體,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裏的煙囪不許冒煙。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人民日報》有關湖北麻城創出早稻畝產36956斤記錄的報導。(維基百科圖片)


最不可饒恕的是:在糧庫裏有大量庫存的情況下眼看著農民餓死:在上千萬農民餓斃時卻大量出口糧食,僅1959年援助“社會主義小兄弟”的糧食就達416萬噸: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總額為35.5億元:在廬山會議上批判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不但沒有開倉放糧,還更瘋狂地搞大躍進、刮共產風,繼續超限度強行征糧,宣傳形勢一片大好。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為自保不敢說真話,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挨批鬥。於是層層施壓、不擇手段地逼迫上繳糧食,把農民僅有的口糧、種子、飼料搜刮一空。捆綁、吊打、拘捕等現象屢見不鮮,草菅人命。

公共食堂的“大鍋飯”越來越稀湯寡水,後來變成有一頓沒一頓,漸漸也不開夥了,幹部能弄到吃的,老百姓可就慘了,饑腸轆轆,餓得皮包骨,或得了浮腫病,哪還有勁兒出工勞動?走路搖搖晃晃,頭昏眼花,很多人一頭栽下去,就再也沒起來。

在全國實行的專制統治也阻斷了民間自救之路,各地嚴防死守,設立“檢查站”,民兵持槍攔截饑民逃荒要飯,認為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被毒打虐殺者眾。可憐的農民只能坐以待斃,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交待說,全地區被抓進監獄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虛報,畝產萬斤的謊言背後,是人相食的慘劇。(網絡圖片)


虎毒不食子,然而在60年代初的大饑荒,像轟動一時的湖南澧縣劉家遠殺子食子案,絕非個別現象。楊繼繩在書中記敘了多起吃親生兒女的事件。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講,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劉少奇最讓毛澤東恨之入骨的那句話就是:“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

四川、河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大饑荒重災區,尤其信陽、通渭、鳳陽、館陶、亳州、無為、羅定、濟寧等地,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有些全家都餓死了,不少村莊死得渺無人煙,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河南信陽地區死絕了5萬多戶,村莊毀滅1萬多個,僅光山縣就有5,647戶死絕。

到底死多少人?

1961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查一下到底餓死多少人,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總後,發現全國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周恩來看後通知:“不要外傳,立即銷毀!”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幾天以後,周恩來又問他們:“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連版也銷毀了。”楊繼繩零三年采訪周伯萍,他只講了經過,不肯吐露具體死亡數字。

為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數,楊繼繩下了很大功夫。向多位人口學家請教過,同他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幾乎找齊中外人口學家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的資料,研究他們的方法,分析他們的計算結果。還把分省的三十冊《中國人口》有關資料一本一本抄錄,將抄下來的數據列成表格,再一個省一個省計算。每天下班後就計算,一個晚上只能算出一個省。他珍惜每一個數字後面從生到死的生命。他估算,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600萬。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透露,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饑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職的曹思源說,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全國餓死的人數已解密,是3,756萬。

1962年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進京告狀,四川大饑荒至少死了1,000多萬人。胡喬木給毛澤東的調查報告是湖南大饑荒期間死亡率嚴重的達20%左右。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萬。全國各地大小城市糧食供應不斷減少,一般市民吃不飽、營養不良的也很普遍,從中國的人口數據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

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卻是全國1,6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水稻專家袁隆平說中國大饑荒“餓死了4,000萬~5,000萬人”。 荷蘭學者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中,估計至少有4,500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是波爾布特紅色高棉時期死亡人數的20倍以上。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維志是學人口統計專業出身,當年曾在公安部搞人口統計,還到一些省搞過人口數字核對和調查,他的研究結果是3,546.6萬人。楊繼繩多次與王維志進行過探討,基本同意他的結論。

楊繼繩說,他的3,600萬是保守數字,還沒包括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

3,600萬人是個什麼概念?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相當於日本在中國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人口的120倍,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1,000多萬的死亡數字,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程度。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000萬人。)

《墓碑》不僅是為紀念3600萬冤魂,更是為造成大饑荒的極權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墓碑》上下兩卷。(網絡圖片)


極權制度的墓碑

《墓碑》上下兩卷,分為各地情況展現和綜合專題論述兩大部分。篇幅宏大,史料豐富,客觀寫實,嚴謹樸素。從禍起中原、甘肅不甘、安徽不安到天府之國的饑魂、魚米之鄉的餓殍,從燕趙悲歌、齊魯之難、黑色貴州到嶺南風雲的逃港狂潮、雲南邊民的大外逃……楊繼繩描繪的是全景立體的災難圖,有側面、有細節,有群像、也有個體和特寫,呈現了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氣候正常的年景所發生的“共慘人禍”,觸目驚心,慘不忍“讀”。 作者深刻全面地分析論述造成大饑荒的時代背景和制度成因,認為其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蘇聯、中國、柬埔寨、朝鮮等共產國家(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集體化)都曾發生過慘烈的大饑荒。而在任何一個民主、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沒有發生如此嚴重的饑饉。極權制度是大饑荒的根本禍因。

楊繼繩指出,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近四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松動了許多……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制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裏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

他寫道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補了大陸史學界對三年大饑荒這段歷史的研究空白。“中國現代史學會”認為,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這是迄今為止關於大饑荒的最有價值、最有分量的著作。

三年人禍,4500萬冤魂,在中共的導演下變成延續半個世紀的謊言。這場災難,不僅讓神州大地生靈塗炭,更在思想上禁錮並愚弄著今天的中國人,遺毒無窮。當歷史漸漸遠去,記憶漸漸模糊,一部正義敢言的著作猶如沖散迷霧的勁風,而中華民族的覺醒也將為中共及其體制豎起一塊真正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