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者死 60年的難忘記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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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元裕
（接上文）

給毛澤東照片畫眼淚“被右派”，折騰50年

沒有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絕對不會相信下面這個夾邊溝“右派”的故事。

他叫陳宗海，酷愛籃球、愛打最出風頭的前鋒，1950年，20歲的陳宗海考上西北師大附中。

當年毛岸英11月25日在朝鮮被炸死的消息傳回國內，校園裏人們竊竊私語，都估計彭德懷要倒楣。有天，陳宗海像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不幸的是，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毛的照片看，他為毛老年喪子感到難過，他相信毛一定哀痛的淚飛頓作傾盆雨。於是一時手欠，拿出鋼筆，給毛的眼睛下面添上了幾滴眼淚。

國民政府最後離開大陸去臺灣是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那個時候的人天真，以為毛這麼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立了。怎麼可能呢？美國4年換一次政府，200多年過去了，美國還叫美國。中共把非法建立起來的政府叫做國家，這個國家建立起來僅僅一年零一個月，毛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因蛋炒飯暴露目標給炸死了。楊開慧為毛生了3個兒子，老二毛岸青精神失常，老三下落不明，只有長子是毛計劃中的接班人。毛準備讓他去朝鮮鍍金兩個月就回來，沒想到一個月就被炸死了。

中共是偉光正，宣傳上一定要突出毛為了國家連兒子都送上前線了，兒子死了，必須得顯示毛的偉大胸懷，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陳宗海給報紙的毛像畫上幾滴眼淚，把毛澤東從神壇上拉下來變成人，這不是吃飽了撐的麼？！

於是，他被同學舉報，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汙蔑偉大領袖的反動思想。陳宗海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被迫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汙辱。批判會上，積極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這個高二少年就因為揣測毛澤東死掉兒子會落淚，從此苦難一生，先是被劃為“右派”送往夾邊溝，此後又以捏造的“反革命團夥”罪名送監。再經過10年農村改造，摘“右派”帽子後已到退休年齡，一生就這樣被中共消耗掉。

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

67年前，中學生陳宗海看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蘭州城。對於新政權，他毫無概念。

陳家是一個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傳下來的300畝黃河鹽堿地，卻在百年後土改中為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祖傳做砂鍋的手藝讓陳宗海感到厭倦，他認為太沒技術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學的。

對於未來，他並無打算。中共要派兵去朝鮮幫助金日成，陳宗海亦無太多觸動。他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他只願無憂無慮地打球。他希望以後去當個運動員。但是，這個再普通不過的夢想對於“半地主式富農”家庭的孩子太奢侈了。文革期間很多被定為“地主、富農”的被打死了，他們的孩子也有很多被打死的。事實證明，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苦難，包括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

當中共與美國開戰、幫助金日成霸占了板門店以北之後，就開始把刀口轉向國內。給毛澤東照片點過眼淚的陳宗海是首先開刀的對像。

50年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自己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築公司，當夥食管理員。買菜算賬，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份，但他心裏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築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沖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怎麼躲也沒消災解難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什麼是“公私合營”？就是中共沒產業是窮光蛋，要把私人企業拿過來，由共產黨當家。也就是“共產共妻”的一個組成部分。

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它幾家砂鍋作坊被命令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私人業主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裏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麼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60元。

進入1956年，“共產共妻”更猖狂。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裏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余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一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裏，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麼。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煙。一片亂哄哄中，整風小組組長宣布：“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解，說：“我只是抽煙，沒有說話啊，你怎麼胡點名呢！”本來就是沒碴兒找碴兒。他這麼一說，整風小組組長不需要轉幺子了，直接下刀。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卷而來。給毛澤東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布，“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人被定為右派，株連九族，全家的前途都沒有了。

陳宗海記得在領導宣布的勞動教養條例裏，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職工業余學校有個反右積極分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裏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註銷，下面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數十年後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系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當時，家裏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挺多一兩年。他親眼所見，1949年的肅毒運動中，舊社會的抽大煙的人被關進戒毒所勞教，國家管飯，一兩個月到半年，有些輕微勞動，戒了毒就給放回來。“我還沒壞到吸毒那程度，時間還能長嗎？”

為了不被餓死求被捕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裏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裏，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拼盡全力，卻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這年“十一”過完，失去希望的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俞兆遠看陳宗海累成這樣，便跟隊長建議，把陳調去放水組。那是個輕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時可以在菜地裏偷莊稼吃。

親見留美博士餓死，老實人在夾邊溝變賊保命

俞兆遠是1958年春季被組織部門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的，原因是他多嘴說了一句話“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此前他在蘭州市西固區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長兼勞動工資科科長。他在夾邊溝勞動教養幾近三年，被送回蘭州，繼而被遣送原籍金塔縣監督勞動至1979年。

有一次，鄰居家一位婦女問俞兆遠：聽說夾邊溝的右派都餓死了，你怎麼沒死掉？他說，為了活命他偷東西吃，他曾是夾邊溝農場最出名的賊，可是他並非一去就偷東西。

右派們到了夾邊溝，第二年就餓死了一百多人，那時俞兆遠一粒糧食都沒偷過。他出生在金塔縣的農村，從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個老實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親是個鄉村郎中，有點文化，他很小時就教兒子讀《三字經》、《論語》和《孟子》。父親還對他講過“曾子之廉，不飲盜泉”和齊人不食嗟來之食的故事。使俞兆遠滿腦子都是傳統文化裏的人生哲學。所以，在夾邊溝他餓的腿腫了起來，腳脹得穿不上鞋，頭腫成了大南瓜，他也恥於偷竊。在饑腸轆轆的日子裏，俞兆遠實在餓得招架不住的時候，就去捋草籽、捋樹葉聊以充饑。他小時放過羊種過地，知道什麼植物可食什麼不可食。夾邊溝東草窪生長著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兩種，一種開紅花結紅果，狀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葉片捋回來拿開水燙一燙，擠幹，捏成團就能吃。另一種開白花，也結紅果，果實呈葫蘆狀，駱駝特愛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來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蘆形的采來吃了，中毒死了。還有一種堿茅草，長很多枝杈，開黃花，其狀如千頭菊。這種草籽炒熟了幹嚼都行，鹹，澀味重，卻沒毒性。

作者楊顯惠在《夾邊溝記事》裏詳細寫了到了1960年的春天，俞兆遠為什麼突然偷起糧食來。因為他眼睜睜的看著同屋的兩個右派餓死了！

一個是永登縣一中的教師，姓巴，名多學。巴多學解放前畢業於北京大學，永登縣人。這是個膽小得掉片樹葉怕碰破頭的人，老實本分極了。在田野上勞動，別人摘個黃瓜給他，他嚇的一把推開，說，你這不是叫我犯錯誤嗎？此人在春天臨近時躺倒起不來了，奄奄一息之際對身旁的人說，能不能給我一支煙？我想吸支煙。俞兆遠從一位榆中縣右派分子處要來一撮旱煙末，卷成煙卷，點著，放在巴多學嘴上。巴多學用他幹枯的樹枝一樣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煙，吸了幾口，閉上了眼睛。

沈大文是甘肅農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類。他和俞兆遠在一間宿舍已近兩年。俞兆遠來夾邊溝之初，農場組織他們學習農業技術，沈大文還講過課。這個人不偷不搶，餓的不行了，就到草灘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學躺倒還早幾天，已經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願麻煩別人替他打飯，每天去夥房的路是跪著走去再跪著回來。他在膝蓋上用繩子綁著兩只布鞋，以減輕膝蓋觸地的疼痛。

巴多學死後兩天的夜裏，約11點鐘，沈大文把嘴對著俞兆遠的耳朵說，“老俞，我想吃個糜子面餅餅。”俞兆遠很驚訝，說，“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裏給你找個餅子去。”沈大文說，“求你給我找個餅子。實話，我這會兒真是想吃個餅……餅。”

“老沈……”俞兆遠剛要說話，身旁的右派分子楊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

俞兆遠的頭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夥房管理員的房子去了，說替沈大文要一塊糜面餅餅。管理員把他轟了出來：去去去！沈大文要一個餅餅，李大文也要一個餅餅，王大文也說要個餅餅，我哪有那麼多餅餅！

無奈的情況下，他又跑到大隊長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從被窩裏叫了起來，說了沈大文的情況。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為他自認梁敬孝對他不錯，說不定會給他這個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時候，梁敬孝在地頭上問，你們誰會撒胡麻？人們都說不會，就他說了一聲我會。梁敬孝問你撒過胡麻？他回答，我十三歲就跟我嫂子種過地，那時我大哥抓了壯丁，家裏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媽種地，我撒過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歲種地，問他怎麼撒胡麻？他抱了一個裝著胡麻的升子走進田裏，然後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開來，均勻地落在田裏。他撒了幾把，梁敬孝很滿意，說行了行了，我再問你……你會擺耬不會？他又說會，我和嫂子種地的時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牽牲口，嫂子扶犁，種麥子的話，嫂子牽牲口，我擺耬。我那時間力氣不夠大，就拴根繩子在耬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頭提耬時往後挺脖子，耬就提起來了。梁敬孝又問，擺耬有個口訣，你知道不？他說，進地三搖搖，出地三不搖。梁敬孝說，你還真是個農匠！梁敬孝原想親自給幾個右派演示種胡麻技術的，此刻他說了聲你們幾個人聽俞兆遠的，他叫你們怎麼種，你們就怎麼種！轉身就走了。爾後的日子裏，凡是農業上的技術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這天梁敬孝果然給他面子，說，去，你跟管理員說，給沈大文兩個餅餅。就說我說的。

俞兆遠領到了兩塊糜子面餅子，總共五兩，高高興興拿回去給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幾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時候，沈大文靜靜地躺著不動。他喊了兩聲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頭，已經冰涼。

不到三天的時間裏巴多學和沈大文相繼命喪黃泉強烈地震撼了俞兆遠的心靈。他想，沈大文有著豐富的植物學知識，吃過很多草籽都沒有中毒，卻還是餓死了，我還能熬出夾邊溝去嗎？

能不能活下去，怎樣才能活下去？這個問題他苦苦地思考了幾天，終於作出了決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楊乃康身邊坐下，試探著說，老楊，餓得走不動了，得想個辦法呀？楊乃康無語。他又說，總得想個辦法嘛，就這麼等死嗎？楊乃康嘆了一口氣說，有啥辦法？我有啥辦法？你腦子靈，你給我們想個辦法嘛。他沈默一會兒，說，辦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來難度太大，不敢做呀……楊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麼辦法？你說，你想做什麼？他沒回答，扭過臉去。楊乃康追著說，說嘛，有啥辦法你說出來嘛；說出來你要是辦不了──還有我嘛。俞兆遠覺得是火候了，便說，辦法其實也簡單，就是怕你不敢幹。楊乃康催他：說嘛，你說出來，再說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遠說，好，我說我的辦法。我的辦法呀就是做無本錢的買賣。楊乃康一下子睜大了眼睛：你是說搶人去？劫道去？俞兆遠說，看你說的！我能幹那種事嗎！我不想活啦！楊乃康說：那你的意思是……俞兆遠說，我想偷倉庫的糧食……你幹嗎？楊乃康沈默片刻，說，他媽的不就是一個死嘛！

三天後的一個夜晚，半夜時分，他們拿了一根準備好的竹竿──竹竿的一頭被俞兆遠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來到了農場的糧庫旁邊。他們的腳步聲驚動了糧庫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兩聲，朝他們撲來，但是他低沈地吼了一聲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為經常從庫房拿種子和放回沒播完的種子，大黑狗已經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聞什麼氣味一樣，在他的腿旁轉了一圈，搖搖尾巴離去了。不過他和楊乃康沒有動彈──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過以後還要看一看有沒有其它動靜。這是夾邊溝農場最大的一個倉庫，它的西頭挨著磨面房，汽車把從外頭調撥來的糧食拉到這兒來囤積，然後每天從庫裏出糧磨面，供夾邊溝和新添墩作業站的大竈使用。磨面房旁邊有一間小屋，住著一個二勞改專職看守倉庫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門輕輕地開啟，一個黑影走出來，順著庫房走到東邊的山墻，繞過去，從庫房北邊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沈地罵了一聲，你這個瞎熊，胡吼啥哩！

從此之後，為了活命，俞兆遠成了偷糧食賊。偷來的生的糧食就直接吃掉了。

俞兆遠在這裏熬到3000人剩了300，這個死亡率太可怕了，於是就把他們放回家。沒想到回家兩年後妻子向他提出離婚。理由讓人哭笑不得：俞兆遠在夾邊溝吃慣了偷來的生糧食，回家幾年都改不過來，還要偷面櫃裏的生苞谷面吃。鄰居們都說，俞兆遠的女人不讓他吃飽，逼得丈夫偷家裏糧食。

為了不餓死，“右派”力爭當勞改犯

在夾邊溝，和俞兆遠是患難朋友的陳宗海也加入了竊糧隊伍。

“偷著吃，不偷活不了，”陳宗海說，“可能我比別人偷得還多一些。”陳宗海偷大田裏的東西，土豆、洋芋、糜子、麥粒，一切能吃的都偷著吃。但他有個原則：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別人的東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裏，陳宗海跟俞兆遠閑聊。俞兆遠無意中說起，老家有人過來探親，說城郊農場勞改犯的生活比這裏“右派”好得多。勞改犯每天只勞動八小時，每人每月的口糧是四十斤。而夾邊溝這兒每天十個小時以上的工作量，口糧卻只有二十四斤。那邊餓死犯人的事比夾邊溝少得多。

陳宗海怦然心動。他尋思能不能自己也換個身份─變成犯人去城郊農場。

五月的一個夜晚，他打死了一頭豬，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計劃是，來一次刑事犯罪，夠判刑，一兩年就成。但此事竟無人發覺，陳宗海又喜又憂。喜的是吃到豬肉，憂的是獲罪計劃沒能成功。他又偷了一只羊，還是沒人來找他。

“禍兮福所倚”

1960年9月，夾邊溝“右派”轉移到明水。國慶節時，農場來了個小個子年輕警察，他對陳宗海說，你們怎麼還休息呢，要好好幹啊。陳宗海隱隱覺得此人有些蹊蹺，他玩笑回應道：哎呀，我都把（右派）帽子給忘了。

過了幾天，警察把陳宗海叫到辦公室，向他宣布：蘭州市城關區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陳宗海。

大組長已經把陳宗海的行李拿來，警察給陳戴上手銬。第二天陳被送上火車，押回蘭州。在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後，陳宗海被宣布五年勞改。

這下算是了了陳宗海一樁心願，此時每天周圍都有幾十人在饑寒交迫中死去，他終於可以不在明水農場等死了。但自己怎麼就“反革命”了呢？

來夾邊溝前，陳宗海與夜校的兩個同事合了張影。照片背後寫了一行字：讓我們的友情如森林長青。任憑它驚濤駭浪，也阻止不了我們對真理的信念。陳宗海把照片掛在家裏，過了幾天領導找他談話，說有人舉報，照片後面是他們的反革命誓言，三人裏通外國，準備發展組織逃到印度加爾各答去。陳宗海大怒：哪個王八蛋造的謠，想把我往監獄送麼？

兩年後陳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進了監獄。進夾邊溝後，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監控中。公安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陳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組織，判決陳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兩位同事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種驚喜交錯的荒誕感中，陳宗海開始了納鞋底的勞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們處得舒服，但監獄裏10年也死不了，夾邊溝再蹲一個禮拜也許就掛掉了，陳宗海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兩個月後，合議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決，他被宣布無罪釋放。

陳宗海回到家裏。老母親看著兒子心疼得直搖頭，眼淚巴拉巴拉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黨在麻煩在

麻煩很快又找上了陳宗海。居委會讓陳去派出所參加“學習政治”，月月寫思想匯報。從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學習一直沒有間斷過。

陳宗海買了一輛架子車，加入街道組織的車隊拉貨度日。拉車第一天，陳宗海心裏百味雜陳，自己曾經也是個幹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騙人，憑勞動吃飯嘛。一個月下來他能拉到158塊，扣掉稅款，剩了104塊。

好景不長。毛澤東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架子車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1969年，陳宗海作為黑五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被遣往農村勞動。孩子老婆還有那輛架子車，一塊交給了70歲的父親大人。他的下一站臯蘭縣青白石公社，是陳家的原籍。距離蘭州城100華裏(1華裏=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隊裏只有他一個“右派”，周圍都是農民。大家都知道他是因為給毛畫了眼淚當上“右派”的，倒也沒人因為這欺負他。陳宗海與所有人一樣下地幹農活，一起吃大鍋裏的稀飯，他與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經歷了短暫的陌生後，村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過陳宗海遞過來的煙，一起吞雲吐霧，上天入地胡侃。

在農村裏蹲了10年的陳宗海卻暗暗為他們悲哀。“我現在就想啊，人確實好騙，上面說他們是貧下中農，工人農民是領導階級，他們就高興得整天在那裏刨地。”

幾月一次的探親，陳宗海蹬車回到蘭州家，卻慢慢從興奮變成了沮喪。同學和親戚已中止了與陳家的來往，鄰居們閃爍微妙的眼神讓他心裏不是滋味。他更願意蹲在農村，在那裏，沒人在乎他是一個“右派”。

毛澤東終於死了，陳宗海跟家裏找招呼：啥也別說。大隊開追悼大會，不讓陳宗海參加，“其實我也不想參加，”陳宗海說，“我覺得沒了他事情會好一些。”他曾被掛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請罪。

陳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經四十九歲。此時距離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已經過去了。像是完成了某種交接，在陳宗海摘帽半年後，85歲的父親撒手西歸。在之前父親一直打著零工幫陳照顧妻兒，這個家庭終究得以保全。在陳宗海遙遙無期的苦難時光中，他一直告訴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親過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毛死了黨還在

人年紀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遙遠的記憶反而清晰起來。俞兆遠怕說夾邊溝，“一提這個事，就好幾天都睡不著覺。”他每晚睡覺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帶著幾分醉意，沈沈睡去。

2008年，俞兆遠跟家人來北京旅遊，在毛澤東紀念堂，他終於見到了這位曾經“一句頂一萬句”的“高瞻遠矚”。

（全文完）

發稿：2017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