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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不容回避的中共器官移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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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名雜志《外交家》(The Diplomat)於3月29日發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諱地揭示出近年來中共器官移植中不容回避的種種疑問,並指出法輪功學員或已成為主要的器官來源。文章呼籲並強調,中共器官移植的規模及器官來源令人震驚,是國際社會不容忽視和亟需面對的問題。以下是該文的部分譯文。

中共器官移植問題多年來受到國際社會的關註。而近幾年來,中共當局一直聲稱正在努力建立自願性器官移植系統;上個月在梵蒂岡舉行的“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上,一名中共器官移植高官甚至公然重申: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已經取消了囚犯器官的使用,現在只使用自願捐助者的器官。

如果情況真是這樣的話,這誠然是一件令人拍手稱快的好事。然而不幸的是,現實情況卻恰恰相反。同時,中共官方在不同場合所作的這些誤導性聲明,以及它在此問題上一貫采用的保密和不透明的作法,表明它的說辭根本上是不足為信的。此外,中國器官移植這些年經歷的爆炸性增長,也引發了人們對其背後的真正原因及濫用問題的各種擔憂。因為有濫用行為,掩蓋和造假自然就成了必要的手段。

不可信的中共官方移植數字

首先應該看到,中共官方的器官移植數字是不可信的。中國器官捐贈和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在上月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上表示,從2011年到2014年,共有2,342人死亡後捐獻了他們的肝臟。

然而,不到一個星期,黃潔夫在接受大陸澎湃新聞網(The Paper)的采訪時稱:“2011年-2014年,公民死後捐獻的肝臟器官是1,910例。”

這兩個數字,先後竟相差18%,不可能都是真的。自2013年9月1日以來,所有的移植都必須登記在一個被稱作中國器官移植反應系統(COTRS)的中央數據庫中。然而,在對相關數據的分析和整理中我們卻發現,由黃潔夫或其他官方提供的數字至少有十處出現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如此不一致的供體數據表明,這些官方說法和提供的數字是不可信的。

有問題的移植量

鑒於中共高層移植官員給出的數字不可信,調查人員不得不訴諸其它多種方式,來估算中國境內器官移植的實際數量。

例如,從公開的報告中,可以查看有關醫院移植病房床位數量,床位的利用率,然後再結合肝臟或腎臟移植病人平均住院時間,據此可大致估算這些醫院的相關器官移植數量。

以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為例,它建於2006年底,當時計劃設500個床位,不過現在可能已多達700個床位。根據官方資料庫和天津官方媒體的報導,2008年腎臟和肝臟移植的床位使用率為90%;到2013年,整個醫院的床位利用率為131%,這意味著,多余的患者可能被安置在附近酒店內,或醫院新增了更多床位。按照器官接受者平均住院一到兩個月來計算,僅此一家醫院每年移植數量就有數千例之多。

中共媒體的報導也為移植量提供了另一個信息來源。比如,從對兩篇官方刊物的比較中發現,2011年至2015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每年進行大約1,000例肝移植手術。而從2011年的肝移植註冊系統等其他官方來源顯示,中國四分之一或12%的肝移植是在這家醫院進行的。這意味著全國每年進行4,000到約10,000例肝移植,是官方數字的很多倍。而肝移植數據只是全國總移植量的一部分。

目前,要想直接弄清中國真實的器官移植數量還很困難,但我們從現已獲取的間接數據中卻不難發現,中國器官移植持續多年的龐大規模以及它至今仍然無法解釋的器官來源,都是十分令人擔憂的,遠非中共官方刻意宣稱的那樣。

2000年以後,中國器官移植業爆炸性增長

早在2000年以前,中國幾乎沒有器官移植業可言。從1980年代到2000年底,據報累計的腎移植手術總量是34,832例。然而從醫學教科書提供的數據看,2000年以後的短短4年之內,這個數字就爆炸性地增加了至少27,141例。

據中國財經雜志《財經》稱,從1993年2007年,中國肝移植數量就增加了400倍——從6例增至累計14,000例。

但即使是這些數字也是遠低於實際數字。因為它們僅來自中共官方對少部分醫院的註冊登記和統計報告,所以只代表總體的一部分。比如,腎移植數據來自106家醫院,而於2005年2月成立的中國肝移植註冊中心(CLTR)則只由25家醫院組成。事實上,據中共官方來源稱,至2006年,中國已有超過1,000家醫院進行器官移植。

中共官員也曾公開談論移植業的迅猛發展。“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南方周末》引述廣東省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的話稱,“2000年的肝移植數量是1999年的10倍,而2005年,這個數字又增加了3倍。”

器官移植業呈現年年不間歇增長的強勢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促使死刑犯案例從一萬例下降到幾千例。美國非政府人權組織“對話基金會”也顯示出中國死刑犯人數逐年下降的趨勢,2013年,被處決人數下降到2,400人。

與之相反,中國器官移植業卻呈現年年不間歇增長的強勢。在此僅舉數例:

*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新移植中心大樓投入了100%的全負荷運作。該大樓有17層,500個床位,費用由當地政府支付;

*2007年,華北制藥集團(North China Pharmaceutical)獲得280萬美元(2000萬元人民幣)的國家政策貸款,專門用於一系列免疫抑制劑(幾乎由器官接受者專用)在河北省的產業化生產;

*2008年,積極參與中國器官移植的主刀手鄭樹森,在獲得大量肝移植臨床經驗後,成功地突破可接受手術的肝腫瘤最大尺寸的極限,使符合手術條件的肝移植患者人群增加了52%;

*從2010年到2012年,北京309軍醫院移植中心的床位從316個增加到393個。這家醫院稱,它的移植中心是其最賺錢的收入來源,從2006年的3,000萬元(450萬美元)暴漲到2010年2.3億元(3,400萬美元),收入增加了近8倍。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事實上,中國整個移植業的迅猛發展,與可用死刑犯逐年下降的趨勢截然相反,幾乎是毫不相幹的。

人們不妨要問:如果用來移植的大量器官不是來自死刑犯,那麼,它們究竟是來自哪裏呢?而這,已成為當今政治上最敏感、最有爭議性的問題之一。

令人不安的器官來源

自2015年以來,中共聲稱一直以自願捐獻者作為器官來源,盡管自願捐獻系統還處於起步階段。此前,即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中共官員曾聲稱,器官是來自死刑犯,而在2005年以前,中共一直是矢口否認這一點的,2005年卻突然改口承認了。

鑒於死刑犯器官無法解釋中國移植業的增長軌跡,研究人員向人們揭示其背後更為隱秘的真正來源。

例如,有些研究人員指出,真正的來源主要是良心犯。他們包括新疆維吾爾人、藏人,還可能有地下基督徒,但絕大多數為法輪功學員。當然,其他被打壓和被邊緣化的中國公民也可能淪為受害者。

自由之家在上月發表的中國宗教自由報告中說,對現有資料的審查後發現,“有可靠證據顯示,從2000年初開始,大批法輪功學員被拘留、被大規模地摘取器官而慘遭殺戮。”

自由之家還補充說:“年輕的維吾爾族男子大規模地被消失,維吾爾政治犯被例行驗血、以及藏人和維吾爾人在拘押期間神秘死亡等等,這些報導應該足以向人們發出警訊,即這些群體也可能成為強摘器官的受害者。”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都已對中共強摘器官的行為表示譴責。

中國器官移植的增長軌跡和法輪功被鎮壓在時間上高度吻合:1999年7月法輪功學員大規模被關押,僅僅6個月後,中國器官移植業便進入了爆炸式的飛速增長。這絕非巧合。在死刑犯來源枯竭之際,法輪功學員這一來源可解釋器官移植的持續增長。另外,有大量證據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包括記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他書中收集的數十例案例,記述了對在押法輪功學員進行的詳細驗血和器官檢查。

要把現有證據完整地記錄下來,可能需要數百頁篇幅。然而,一些最令人不安的取證卻是在中共官方文獻中被發現的。

例如,鄭樹森,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移植外科醫生之一,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協會”(CACA)會長。這類協會由中共在2000年成立,旨在詆毀法輪功,並監管對法輪功學員的強制性思想轉化。

為什麼一位中國知名肝移植外科醫生和移植官員也深度卷入了反法輪功運動呢?2009年,鄭樹森在一本反法輪功書籍的序言中,極力詆毀法輪功,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其極端措辭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令人感到不安。更何況他是因做了大量肝移植手術而知名的“高產”外科醫生,目前正面臨強摘器官等指控,他的這些話就格外令人擔憂了。值得一提的是,鄭樹森近來在《國際肝雜志》(Liver International)一篇論文中就器官來源撒謊、造假,導致該雜志近日發表聲明,撤銷他已發表的論文,並終身禁止向該雜志投稿。這令他聲名狼藉。

作為中國移植界的主要參與者和高層領導,黃潔夫也在2001年發表過類似的詆毀和仇視法輪功的言論,並表示對法輪功決不能手軟。

綜上所述,2000年中國移植系統出現快速而原因不明的增長;2007年後在死刑犯減少的情況下,移植活動卻出現強勁的增長;對在押法輪功學員進行系統性的驗血和器官檢查;維吾爾族年輕男子失蹤及對維吾爾政治犯進行驗血;植移醫生和植移官員參與反法輪功運動......面對所有這一切疑問,中共當局從未提供過任何解釋,相反地,卻把它們一概地斥之為是“荒謬的”。

鑒於黃潔夫現在又在國際醫學論壇明顯撒謊、提供假數據,而不明來源的器官移植仍在中國繼續......找到這些疑問的答案實在是一件很緊迫、刻不容緩的事情。

而允許由國際醫療檢查員突訪移植醫院、公開醫院的移植數據,則是找到這些答案的良好開端。

(來源:http://thediplomat.com/2017/03/chinas-organ-transplant-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