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嚴需要新的保障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英國律師彼得．本南森（ Peter Benenson ）在上班途中，讀到這樣一則報道：兩個葡萄牙學生慶祝他們的學業結束，在餐館裏舉杯歡呼：“|為自由幹杯！”就因為這句話，他們被警察拘捕，被判處七年徒刑。

這位英國律師憤怒了。1961年5月28日，他在英國報紙上發表一篇公開信，呼籲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為良心囚犯的釋放不偏袒地、和平地工作。一個月之內，成千封自願提供幫助的信，從各國寄來。半年以後，由於這位律師的抗議，世界誕生了一個新的人權組織——大赦國際。四十年來，這個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組織，在世界150個國家擁有近百萬成員，他們共同承擔起維護人權的人類責任。

由一封信發展成為一個規模宏大的、獨立的全球性運動。今天，很少有政府能夠“關起門來打自己的孩子”——迫害政治犯良心犯、施行酷刑和死刑，而不遭到國際社會的抗議了。如大赦國際組織一樣，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為人權奮鬥的個人、民間組織、政府和國際機構，一起創造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權運動高潮。

究竟是什麼不可思議的力量，導致國際人權運動如此迅速地越過國界，得以廣泛擴展呢？我們可以簡單地回答：全球一體化。

由於全球化時代的發展，不同地域進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個人物資消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新的信息溝通，人際交往的密切，使人權理念得以普及，使國際人權運動逐步形成洪流，人的權利因而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

因此，從人權角度看，我們認為全球化是被欺淩、被殺戮者的福音，是人類進步的先驅。它把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起來，使人權成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主題。

一，全球化使人權關註有了可能

應該說，自1948年的《 世界人權宣言》誕生起，我們就生活在了一個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了，應該共同擁有基本的人權保障了。然而，在那些封閉的社會、國度裏，人的基本權利依然被踐踏。在中國，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令全世界都發出憤怒的抗議聲。

這是由於，大眾媒體壓縮了時空距離，把遙遠地方發生的重大事件，活生生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世界各地互不認識的居民，被電視、報紙等傳媒推到了同一個舞臺，使他們能夠如同親身經歷一般，體驗了慘案的恐怖、受難者的痛苦。當時，光是瑞典一個小小的偏僻的北歐國家，就有幾百萬封抗議信飛向北京。瑞典人聲聲呼籲中共當權者：“讓天安門的學生活下去！”

居住在我們這個小行星上的人原來是如此接近。九十年代以來，通過媒體，我們目睹了波斯尼亞的種族迫害、盧旺達大屠殺後的屍體橫陳、印度尼西亞排華的慘禍、科索沃的萬人冢、東帝汶的血腥－－。來自遠方令人震驚的畫面，使人心受到共同的振蕩，使我們產生移情感覺，逼我們思考和檢討：為什麼這種殘忍的事情會發生在這個星球上？——我們因此有了人類命運的共同感。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一個"網絡社會"裏。網絡使人們沖破疆界，拋棄封閉的意識形態，尋找更多更新的知識和信息。有學者認為，信息流動的力量比權力的流動更具優勢。在全球化時代裏，信息不可能被獨占，而是公平共享的。跨越國界的信息流動，使世界高度壓縮和整合。某一國人權狀況因此也就無法隱瞞，他國人民的關註與幹涉，因此成為可能。

例如，中國孤兒院大量虐待兒童致死的情況，通過傳媒，被香港基督教義工和上海孤兒院醫生揭發出來後，在筆者居住的瑞典，人們都在為中國孤兒哭泣，無數的簽名信湧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當時，歐美各國有不少拯救兒童組織、慈善機構和個人，去中國考察，並提供資助、進行監督。不少國家的政府、國會也過問此事，在外交活動中，要求中國政府提出改善孤兒狀況。

信息全球化使得少數種族能夠繞過國家的控制，來傳播自己理念，使外部世界了解他們的文明、價值觀、生活方式以及他們遭受的壓制，從而約束其壓迫者，使之不敢肆無忌憚。

二，“人權無國界”理念的提出

“國際人權運動”的含義，即指世界各國之間發生的爭取平等自由的人權運動。它起源於近現代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二戰後，《聯合國憲章》的誕生，使保障人權成為一種不可推卸的國際義務。經歷過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國際人權運動代表了一種新的世界趨勢：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學會接受國際社會的約束，它們如何對待本國公民，不再被視為只是自己的事情。

在人權問題上，持全球主義觀點的人大力主張：各國要在人權問題上取得共識，樹立人權標準，承認人權在外交中的地位，甚至把人權擺在外交的首位。“人權無國界”的觀點，因此成為全球一體化時代的響亮口號。“人權無國界”思想的產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西洋憲章”。到了八十年代，這種觀點被公開提出，學者們將此歸納為：

“我們保護人權的義務是沒有國界的。這是跨越國界的義務，它超越歐洲的國界，也超越全世界的國界。”“哪裏的人權受到侵犯，就維護哪裏的人權。”

“人權無國界說”遭到許多反對與質疑，主要是一些專制國家以主權為借口，反對他國“越俎代庖”，指責他國的人權外交為“幹涉內政”。實際上，專制者口口聲聲的“國家主權”，不過是他們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和特權的借口，他們以此借口繼續壓制自己的人民。

鑒於此，聯合國有關機構和各國政府部門，在對待他國侵犯人權的問題上，往往畏手縮腳、很少訴諸以行動。

與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和各國政府受主權束縛、在人道救助上工作不力相反，民間人權組織的工作卻較為成功地沖破了國界。由於非政府人權組織的活動是靠激發世界輿論來進行的，它們的活動擴展到各個國家，因此，它們比國際機構和各國政府更經常地“幹涉他國內政”。

199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無國界醫生”組織，就是一個典型。從一成立起，這個民間組織就聲稱：他們只聽從受難者的呼喚，絕不承認國界可以阻礙他們的人道救助責任，絕不對任何侵犯人權的事情閉上眼睛。“無國界醫生”因此為制造災難的各國政府所仇視，但他們高揚的“人權無國界”的旗幟，是用他們自己的青春和熱血凝成的。

此外，各國民間組織跨越國界拯救孤兒，如SOS兒童村在世界各地廣泛建立。1991年，中國政府孤兒院的兒童死亡率高達77.6% （中國民政部年鑒統計數字），與之相反，在同一塊大地上，由主要是西方人資助的SOS兒童村，其收養的中國孤兒都享受著相對幸福的生活。

三，非政府人權組織的率先作用

如前所述，在跨越國界保障人權方面，非政府組織已經起了率先的作用。雖然這些組織不具有超越各國主權的權力，但它們比眾多主權國家所做的貢獻更大，因此，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盡管如此，研究它們活動情況的社會學者並不多，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對此了解得很不夠。

從十九世紀起，歐美各國便有和平、反奴隸和勞工組織跨國界的廣泛協作。今天，在全球範圍內活動的非政府的國際人權組織，正以驚人的速度遞增，在國際事務中常常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最為著名的有如下一些：

大赦國際組織：主要進行營救政治犯和其他無辜受害者、保證犯人不受折磨和殺害的活動。

人權觀察組織：人權監督機構。

國際筆會：保護作家權利的特殊組織。

國際法學家協會：側重對人權保障的法律監督。

國際紅十字會：保護參戰人員權利、政治犯權利以及其他人道主義活動。

出於明確的人道主義目的，民間人權組織采取各種方式來維護人權。如，調查研究各國人權狀況；觀察、監督有關人權的審判；積極地利用媒體，曝光侵犯人權的事件，從而激發世界輿論，引起公眾的關註；對人權政策制訂者進行遊說；抵制消費；遊行示威、向政治領導人請願；力促各國政府或聯合國各種機構，對那些違反人權的政府施加外交壓力和經濟制裁；展開營救工作，包括營救犯人，對災難地區進行大規模救助活動。

我們可以預料，已經成為維護人權典範的國際人權組織，將會在全球化擴展的時代，更加強它們的職能：宣傳人權理念，監督各國人權狀況，敦促各國進一步改善人權。

四，創造新的無國界人權理想

人類不斷地跨越空間障礙和制度、文化障礙，關註整個地球所面臨的也就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並尋求通過協調和合作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這即是全球化的實質性意義。這種趨勢，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追求“大同世界”有相似之處。

然而，反對全球化的聲浪此起彼伏。人們對全球化有可能造成的經濟不平等有很大的擔憂，這確實是全球化進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但一些中國人把全球化視為西方侵略的延伸，即思想與信仰的侵略，尤其是在人權問題上，他們堅持中國人有中國人的人權原則，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人權原則，二者不能等同，提出人權的民族相對性，以“文化多元”為借口，否定人權原則的普世性。以“愛國”為由，激烈地反對全球化，提倡民族保守，為封建專制辯護。他們反對人權自由的觀點，並不能視為價值多元化中的一種，因為那是扼殺一切價值的強盜邏輯。

對於東西方早就相互影響滲透的問題，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 （Amatiya Sen） ，在《全球化及其問題》一文中談到，公元1000左右，來自東方的科學，技術和數學，是怎樣全球化地擴散，從而改變了舊世界。阿瑪蒂亞舉例提到來自中國的發明——紙和印刷，風箏和指南針，手推車和風扇，弓弩和火藥，以及鐘和鐵鏈懸索橋。他總結說：“事實上，如果當時歐洲拒絕接受數學，科學與技術的全球化，歐洲要窮得多。這在今天同樣適用，盡管方向相反。認為這種現象是所謂的思想與信仰侵略，是嚴重錯誤，如同歐洲在上一個千年開始之時拒絕接受東方的影響。”

既然西方沒有因為紙和指南針的發明地是中國，而拒絕使用這些發明，為什麼我們要拒絕來自西方的文明精神——人權理念呢？況且，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裏，有不少人道思想、大同精神，如“民為邦本”、“民貴君輕”、“仁者愛人”、“眾生平等”。這些傳統文化的精華，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結合，對我們中國人參與國際人權運動的實踐，豐富人權理論，會有很大的用處。在一個全球性開放的時代中，本土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因素，都能找到適合其繁衍生息的沃土。

一個國界逐漸消失、越來越趨於互相依賴的世界，將激發我們不同種族文化的人，去彼此理解、想象和創造。在今天成為事實的全球化，提出了從根本上重建“人類行為架構”的要求，我們對人權的理論與實踐也就有了更高的期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說："人的尊嚴需要一種新的保障，這種保障只能在新的政治原則、新的人間法律中才能建立，其有效性必須涵蓋整個人類，而它（指保障）的權利必須被嚴格限定。”

這新的、保障人的尊嚴的人權原則，將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東方的，而是從世界所有文化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相互啟發、取長補短地綜合而成的，它也將被世界所有人民所接受。那“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歷史，終將因全球化的到來而結束。對於仍然生活在專制壓迫的苦難中的人來說，全球化帶來的人權關註和保障，將是他們的希望。

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的斷言：世界在混亂騷擾底下，蘊藏著驚人的希望和前景。

2001年6月


發稿：2002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