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藥到致命的西藥：西方醫學對自然界的戰爭（上）

在西方，人們普遍認為“替代醫療”是對標準的偏離，而現代西方醫學則被視作一個經長久、穩定的朝著進步與真理發展的過程而達到的頂峰。通過集體的記憶錯誤，我們的文化似乎忘記了現代西方醫學是相當晚近的現象，而現在被稱作“替代治療”的方法卻已在全世界實踐了幾千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代西醫才是真正的“替代”，它代表著古往今來醫療上最大的偏離。

這種偏離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們的社會對自然界態度的戲劇性變化。伴隨這種變化，我們對動物及其在幫助人類獲得健康中的作用的認識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也許，從最古老的治療方式到最現代的醫療——即從治病的草藥到致命的西藥的轉變，最能清晰地代表我們對自然界態度的變化。

要理解從草藥到西藥的轉變，我們必須了解世界範圍內兩種醫療方式的演化。草藥治療源於整體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在史前階段的母系社會中得到充分表達。這種文化認為自然界所有的部分都是相互聯系的，同屬於神聖的大地母親。大地母親滋養萬物。“物質（matter）”（這個詞與母親“mother”來自同一詞根）被認為是有自身生命力的活的存在，人們使用膏藥、根和草藥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物質具有治療的能力和生命力。

早期母系氏族社會的整體觀哲學的一個反映，是人們對疾病與健康問題也采取整體觀的態度。各種整體性醫療一個共同的前提是治療必須針對整體的人，而非簡單地針對其癥狀或“疾病”。病不是有著特定療法的單一的“疾病”，而是人與自然界關系失調的一種表現。人體的“內環境”與周圍世界這一外環境被視作一個整體。

草藥治療源於一個整體觀的傳統，此傳統認為不僅身體，而且心靈（或精神）也有治療的力量。不管是在配制還是在服用草藥的時候，人們往往同時行禱告、吟頌、念咒或其它儀式。這類儀式通常被認為是草藥神奇力量的基本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些儀式，藥就不會有療效。

如果說草藥治療是基於一種整體世界觀的話，西藥占統治地位的現代醫療則是基於一種二元世界觀。整體觀尊重人體與大地的治療力量，現代西方醫學則是基於一種對自然的治療力量不信任的基礎之上。西方醫學的歷史是一場漫長的征服自然生命力的鬥爭，要剝奪自然的生命力。漸漸地，人們不再認為生命的活力（包括治療的力量）是在於大地或身體這些“單純的物質”，而是在於“理性”、“科學的”心智。

促使早先那種世界觀走向消亡的最重要的觀念之一的是笛卡爾的哲學。笛卡爾的世界觀把征服自然的觀念推到其邏輯的極端——即自然的死亡。具有女性形象的大自然被降到了一個低級的、沒有活力的地位，與“理性的人”截然不同。活力論者相信一切生命皆有其不可化解的活力，笛卡爾則與此相反，斷言自然也遵守力學（或化學）定律。根據這種觀點，自然是一架機器，沒有理性，也沒有靈魂。動物也是機器，不會體驗到痛苦。它們在被人解剖時的痛叫，也無非是一種機械性的反應。

征服自然的觀念和把自然視作機器的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們成為了現代西方醫學的命脈。根據這種現代的、科學的觀點，疾病反映的是身體這架機器出了故障，有病時就需要修理這架機器。修理需要手術、藥物、器官移植等，而這些無論哪一種都得由具備專門知識、技術和技藝的人來做。只有醫生及其所使用的工具能修復這壞了的機器。

現代醫學既把人體視作一架機器，當然也就認為它得服從牛頓力學的因果律。根據這種觀點，疾病有一外在的“原因”，通常是病菌、細菌或其它微生物；要恢復健康，只需弄清引發疾病的病因並將其根除即可。根除病原的戰鬥一般用的是化學武器，而這些武器又是在另一條戰線上（即現代的研究實驗室）從自然那裏攫取到的。

這種治療過程的還原論觀點建立了如此牢固的地位，以至許多人都很難想象還可以用別的治療方法。但從整體觀來看，“一種病有一種療法”或一種病用一種藥的觀念也同樣不可思議。根據整體論的傳統，世界上只有一種病，那就是人自身體內或身體與自然失去了平衡或產生了不和諧。

今天，藥物已經成為西醫對疾病之戰的主要武器。西醫相信的不是自然的治愈力量——如膏藥、植物和身體自身的治愈力量，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進攻“疾病”。正如培根試圖以科學的工具去猛攻自然的城堡一樣，現代醫學也宣布了一場戰爭，這就是它對人體和整個自然界的戰爭。西醫不相信自然的治療力量，於是選擇用“穿透自然”的方法來取得療效。植物自身已不再被視作有價值，西醫是要把植物中功效最強的成份分離和提煉出來，並將其合成為化合物和藥物。自然成了一種資源，只有經過“理性頭腦”的轉變後才能有用。

在西方醫學對疾病的戰爭中，人體成了主要的戰場。對癌癥的“戰爭”中用的兩種武器——氮芥與核幅射——都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用作武器。在現代的醫學界，戰爭的術語隨處可見。例如，1971年的一份總統法令宣布了“對癌癥的戰爭”；醫學界人士常常談論用一系列藥物及“神奇子彈”“瞄準”癌變的組織，對細胞進行“轟炸”。反過來，被稱作敵人的人也常被描述為癌變腫瘤或其它形式的疾病。最重要的，我們被告知只要從事生物醫學的科學家有足夠的經費，這場戰爭就一定會取得勝利。

但不足為奇的是，向癌癥及其它疾病開戰的結果是受害者多於被治愈者。的確，西方醫學的戰爭心態使得醫療致死事件成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很常見的現象。在美國，處方藥已成為醫源性疾病5 的一個主要原因，每年致死的人數超過了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數。“根據FDA（食品和藥品管理局）的報告，1978年有150萬美國人由於藥物反應而住院治療（而這些藥是被認為有治療效果的）；住院的患者中約30%的由於治療而病情加重；美國每年服藥致死的人數估計為140,000。”藥物療法如此普遍，以至於60%的醫生治療普通的感冒都要用抗生素。不幸的是，許多藥的副作用幾年後才能顯示出來，使人們無法預料會出現的什麼樣的後果。

與醫療對我們發起進攻的同時，化學物質又在另一條戰線對我們的身體進行攻擊，那就是殺蟲劑、添加劑和其它化學藥品在不斷地汙染水源、食物和空氣。大規模的化學進攻破壞了我們體內的“生態”，即我們天然的免疫系統——而免疫系統實際上才是我們唯一真正的防禦。

人們對醫學行業的信賴並沒有因為藥物的毒性和濫用而受到影響。今天的醫學院是“科學”戰勝早期整體世界觀的活的紀念碑。現在從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學了許多化學和物理課程，但卻沒有一門關於草藥療法的課程。醫學院的畢業生最多是學過一門營養學的課程，而帶著對“科學”（及西藥）“治療”效力的堅定信念走入醫學界的。

醫學行業之所以能戰勝整體觀的傳統而獲得地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成功是讓公眾相信自己的新藥是傳染病被消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醫學行業就是生於以細菌和藥物解釋疾病及其治療的理論，而且這個理論至今仍很有市場。有很強的證據表明，主要的傳染病中大多數是在那些被大肆吹噓的免疫方案發現之前下降得最為迅速，且使用免疫藥物後並沒有引起明顯的變化。然而，醫學界仍然驕傲地聲稱這是他們的“戰果”。不過，比較細致的研究指出了營養的改善、清潔的飲水和清新的空氣等環境因素對傳染病的下降有決定性的作用。

西方醫學繼續固執地否認環境和生活方式是導致疾病的重要因素。盡管據估計80%以上的癌癥是由於環境因素，醫學研究仍在傾瀉數十億美元，以尋找治療癌癥及其它疾病的化學的靈丹妙藥。現在世界各地日常使用的化學物品約有7萬種，而且每年還有約500至1000種新的化學物品投入使用。我們的食物由於殺蟲劑和藥品而被毒化，我們的水和空氣遭受工業汙染。還有研究顯示，食肉是導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不僅是由於產業化農場強行給動物餵食化學品和荷爾蒙，而且還因為肉食含有很高比例的蛋白質、細菌、膽固醇和脂肪。至今，醫學行業的研究經費只有一小部分是用於研究如何預防疾病。

之所以對預防與治療方法的相對重要性有如此大的扭曲，原因之一就是預防不能帶來戲劇性的效果。西醫是建立在英雄地征服大自然的觀念之上的。相信環境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是把主角讓給自然去扮演了。承認植物、鍛煉、飲食和清潔空氣比西醫各式各樣的藥物更有療效，就會動搖西醫賴以建立的基礎。

因此，工業繼續用有毒化學品汙染我們的環境；醫學家繼續提煉更有效能的藥去“治療”由於被毒化的環境而產生的疾病；制藥業用同樣有毒的化學品和藥物去轟炸我們的內部與外部環境。（待續）

發稿：2002年3月21日    更新：200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