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侃中國：我見到了周恩來、張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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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和8月，我作為加拿大政府代表團的一員，受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問了中國。我們是自1949年後第二個北美政府訪華代表團。第一個是1970年，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京的“友誼比賽”破冰之旅。我們這個代表團是受中國政府委托，經由北美“關心亞洲問題研究委員會”出面組織的，共13名團員。來中國前我當時在美國伯克萊大學中文系做研究生，並曾在香港學過漢語。代表團抵達北京後由中國外交部負責接待，外交部官員熱情地表示：“我們很重視你們的來訪，希望大家隨處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國。”事實上，我發現這句話當真正實踐起來時，是多麼地困難重重甚至相當冒險。

被押到派出所

到達南京後的第二天清晨，我與一同伴走出飯店去外面閑逛，溜達著就拐進了新街口附近的一條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門外的樹陰下，幾位老人正在閑聊和下象棋。小巷裏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風情，對我這個初來乍到的西方人來說相當新鮮和具東方魅力，於是我舉起照相機拍了幾張民居、街景和老人們的聚會照。就在我端著相機興致勃勃地拍照時，那幾位老人突然一擁而上吵吵嚷嚷著奪下了我的相機。這時立即圍上來數十人，大家情緒憤怒地斥責我“居心叵測地拍攝中國的陰暗面。”在一群人民群眾的押解下，我倆被帶到了當地派出所。辦公室裏值班的警察拿過我的相機翻來覆去地擺弄著，我緊張得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擔心警察會因我的反革命行為而銷毀我的膠卷，那樣我這些天中國之行的素材就全毀了。謝天謝地他終沒打開相機蓋，我松了口氣。接下來警察首先問我們是哪國人。我答“加拿大”。他從未聽說過這個國家，就問：“這是什麼國家？在哪裏？”我答：“在北美。”警察警惕起來尖著嗓門驚叫：“你是個美帝國主義分子。”我嚇得直哆嗦，忙急中生智地解釋：“我不是美帝國主義，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國的北方，是另一個獨立的國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嗎？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聽到白求恩這個名字態度立即緩和了一些。他又問：“你是白求恩大夫的親戚嗎？”我十分吃驚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親戚，只是他的同胞。”他感興趣地追問：“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樣，受外國共產黨的派遣來支持中國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認。於是警察態度嚴肅地指責我說：“首先你沒經過中國政府的批準就隨便拍攝，這是犯罪行為。第二，你不去拍我們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的新風貌、不去拍我們人民群眾抓革命、促生產的沖天幹勁，卻偏偏鉆進中國落後的小巷內，故意拍攝我們的陰暗面，你這是妄圖別有用心地誣蔑我國。”我聽不懂他這一連串的政治術語和政治罪名，但我心驚膽戰地意識到自己顯然罪責深重。我想起中國外交部官員的話，於是我打算試試救自己。我的同伴聽不懂漢語，只得呆立在一旁緊張地看著群情激憤的中國人，顯出十足的恐懼。我建議警察給我們下榻的飯店打電話，外交部的陪同官員會向你解釋清楚。到了午餐時分，外交部官員終於趕來派出所將我們營救了出來，至此我倆已被扣押了整整一個上午。臨出門前警察說：“你要接受教訓，下次拍照前得先經過我們政府的批準。而且應多拍些能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大好形勢光明的方面和先進模範人物。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親人面子上放了你們。”

周恩來開明健談，張春橋、王洪文一直黑著臉

我們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周恩來總理的，周總理迎在門口與大家一一握手，他因在延安騎馬時右臂受過傷，所以他邊用左手與每一位握手邊說：“歡迎你們來中國，你們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在當時文革險峻的政治形勢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蘇修的極“左”狂潮下，周的這番表態十分鼓舞我們。當時在周恩來左右兩側作陪的是張春橋和王洪文，這兩人沒與大家一一握手，3個小時的會見中他倆自始至終幾乎一言不發，神情也十分陰沈不茍言笑。給我的印象是，這兩位文革風雲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務，一副不情願的樣子。周恩來問我在什麼地方學的漢語，我答“在伯克萊（Berkeley）大學讀漢學研究生。”他馬上極有興趣地詢問伯克萊這所西方名校的情況，及西方漢學教學研究現狀，還特別關心我學習漢語的困難。當周得知我此次是從香港進入大陸的時，便關切地詢問：“香港怎麼樣？我們很關心香港的情況。”我客氣地回答：“香港是個好地方。”周說：“我們把香港看的很重要，香港最終我們是會收回來的。”周給我的印象是，十分健談活躍、極其睿智和反應敏捷，且大度熱情，令我們感覺是在與朋友交談，一點也不拘謹。周談話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每當我們談到一些事情時，他都會先專註地洗耳恭聽，待對方結束話語後周會迅速地作出反應。我們討論每一個問題時，周最後都會直接、明確地對該問題作出表態和答復。他的每一個表態、答復，都鮮明、清楚地體現了他的原則或立場。整個會談中，周從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問，亦從未回避過任何問題。

記得周說：“你們下一次來中國的時候，我就不會在了。”當時聞此言甚為驚訝不明白何意，直到76年周逝世後回想起來，我猜測他那時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癥病魔來日不多了。提到臺灣問題時，周答：“臺灣問題最終會得到解決。”我註意到周的態度相當溫和，沒用當年流行的政治口號“一定要解放臺灣。”周說：“我們始終都在關註著西方還有美國各方面的情況。請你們來訪就是希望與西方人民、政黨和社團，互相間增進了解和發展友誼。你們不久就會看到我們將與西方國家開展往來，中國也肯定將會對西方敞開國門。”周又特別強調地表示：“我對中國與西方及美國發展友好關系持樂觀的態度。”

周還希望我們談談中國之行的觀感。我們都回答：“很好。”這個回答的背景，一來是出於客氣，更重要的則因為我們每天的參觀日程都由中國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處都是經過精心策劃布置的，當然我們所見、所聞、所吃、所玩都很滿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我甚至覺得周很喜歡西方人。他感興趣地了解北美大學的情況。他也告訴我們他從前有過一些西方朋友，並充滿感情地回憶了他自己與西方人的友誼，特別是他與白求恩的個人友誼。周還問我們在中國吃中餐的感受，很關心我們是否喜歡和是否習慣。代表團中有一位華僑，周問他祖籍是哪裏人。他答：“廣東中山人”。周馬上說：“你知道嗎，中山的籃球隊滿威風的。那裏出足球名將
，他們的個子也比較高。”周還關心西方人民反越戰的形勢，及加拿大、美國共產黨的近況如何。他問有沒有共產黨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國會內擔任要位。我們回答，北美共產黨的勢力遠達不到在政府及國會內任職的高度，共產黨還是小黨缺乏影響力。周為之十分感嘆。我們又說，但西方人民反對越戰的聲勢越來越高漲，要求政府停止越戰的呼聲已成為大潮流。周還詢問了西方人民對政府的態度、意見，及反政府示威遊行的趨勢。

周又說：“我們現在還很落後，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我們還需要一步步的革命，這將會是長期艱巨的鬥爭。”我十分吃驚周的坦白，因這與中國媒體的宣傳及中國官員的口徑是那麼不一樣，他們皆通篇頌揚中國的大好形勢和巨大成就，社會主義建設及人民生活水平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國富民強。而在中國以外的西方世界裏，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周進一步說：“中國的事情很復雜，存在著許多不平衡和落後。這都需要一步步地來發展。”我明顯感受到周對改革發展中國的雄心壯志，盡管他沒有用“改革”這個他逝世後數年才出現的名詞。同時我也明顯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無奈與壓力。周左右兩側的張春橋、王洪文黑著臉所釋放出來的“沈默壓力”，及這兩位文革闖將對周一言一行的監視，在座的我們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像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們繼續發問“中國文革什麼時候會結束？”周答：“文革是復雜的，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運動中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文革中的一些情況我們控制不了。紅衛兵太冒進，武鬥太過分和失控。”

然後周明顯地不願多講，我感覺周對文革有意見。我們最後詢問毛澤東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錯。”

周在3小時的會見中反復表示：“非常高興見到你們，我們把你們當做朋友。我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發展友好關系持樂觀態度。”周的誠懇、務實、健談、友善以及他的智慧，還有他對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處好吃好住好玩，眼見形勢一片大好

我們曾向外交部提出會見毛澤東主席，中方回答是：“毛主席日理萬機。”我們問毛的身體如何，答：“非常健康。”我們也提出見見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我們又提出能否拜會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們每天在中國的活動都由外交部人員安排和陪同。先後參觀了蘇州園林、上海豫園、廣州烈士陵園。在南京參觀了中山陵。南京市委官員介紹這個國民黨時期的國都時說：“南京曾是敵特的老巢，這個城市的敵特鬥爭形勢十分嚴峻，還隱藏著一些反革命分子。”另一則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賓館吃早餐時，廚師從裏面走出來禮貌地詢問我們想吃些什麼，我們回答想吃中國菜。沒料到廚師顯現出非常非常吃驚的表情：“你們外國人想吃中餐？”我們答：“對呀，我們不是在中國嗎。”他說以前來這裏的外賓（我估計是蘇聯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頓早餐我們吃得津津有味，廚師瞧見我們喜歡他的廚藝高興極了。只是端上來的食物太多了我們吃不下，對中國國情一無所知的我們，當時還以為中國人每天的早餐都是這麼大的飯量，感嘆中國人可真能大吃大喝。那時不知曉我們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還以為在中國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給我們放過一部介紹中國人民生活的紀錄片，有中國百姓圍著餐桌吃晚餐的情景，畫面上中國人個個開心地享受著豐盛的美味。我們感覺這些生活畫面，與以往在西方所聞的中國人貧窮的謠言，那麼不符。在中國旅行期間，由於中國人已很久沒有見過西方人了，於是很多中國人沒想到我們來自北美，他們以為蘇聯人又回來了。71年8月我們乘火車經過徐州時，車廂過道上一位母親抱著個3歲的男孩。由於天氣酷熱我的衣領是敞開著的，當我經過男孩身旁時，那男孩伸出手來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這麼死死地抓著，瞪眼盯著這些奇怪的毛，我怎麼哄他都不肯放手。這時男孩的父親趕過來大聲說：“快放手，他是個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這個鬼就會把你提走下地獄去餵惡魔。”

那男孩聽後嚇得哇地一聲嚎哭起來。我試圖勸慰他，我一開口男孩更驚恐地渾身顫抖。

在上海虹橋人民公社，我們有機會與當地公社社員一道在集體大食堂吃“大鍋飯”。食物豐盛得可以說應有盡有，有肉有魚、有雞有蛋，有蔬菜豆腐，還有湯和水果，引得代表團成員們皆佩服羨慕中國翻身解放後的農民，天天如過年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遊水逃到香港的大陸難民所形容的，所謂中國農村的饑荒慘狀。我們也被領到城市裏的食品店、百貨店隨意看看，擡眼所見貨架上皆琳瑯滿目豐富多采，眼前所目睹的事實證明，西方報刊上關於中國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內外到處是龍蛇陣的報道，全是些不攻自破的謠言。瞧，我們眼前是一派多麼繁榮的景象，店堂內也很清靜根本沒見到排隊現象。我們還來到上海寶鋼及一間紡織廠參觀，一般來說所有的參觀程序都一樣。進門後先由廠領導介紹工廠的歷史及解放後翻天覆地的新變化，再就是文革日新月異的風貌。然後由客人提問，我們常常感興趣一些技術情況及產量如何，廠方每每皆爽快地對答如流，特別是產量的噸數，我至今印象裏仍是個可怕的天文數，因太龐大記不清具體數字了。只記得每年都會“超過歷史以往的水平。”當然參觀工廠時我也發現他們的設備非常陳舊，我見到一臺機器上標著1929年制造的字樣。但我什麼也沒說。

每次參觀完畢後我們都被邀請與廠領導一起吃頓好飯。這每每引發起西方人對中國人工作午餐質量的贊嘆。因在西方，賓客若參觀當地的公司、工廠、學校等任何機構，都會被邀請到該機構的餐廳吃頓普通的工作餐，絕不會特別為來訪的客人開小竈。由於我們是些中國情況“白癡”，故誤以為我們每到一處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國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

當然當時我們無論如何沒有想象到，我們每天在中國的見聞都是刻意安排出來的，待我知曉真相時已是文革結束幾年後的事情了。（讀者推薦）

發稿：200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