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禁錮事件述評（一）言論管制“新文化”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在１９８９年政治危機之後，北京的輿論鉗制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進攻性的輿論宣傳被迫轉入防禦性的輿論辯護。

這種辯護是在兩條“戰線”上同時展開的：對內與毛派分子進行正統性爭吵，對外（體制外和國外）就人權事務進行辯解。這種努力的目的也發生了重心的轉移，不再以意識形態的單一性為目標，穩定權力成為輿論工作的第一出發點。

為此，兩個方面的手段同時采用：“輿論導向”和對越軌傳媒的整頓。但是，“輿論導向”受到了媒體經濟多元化的沖擊，讀者越來越少。而整頓已經失去了毛時代的威力和公開的合法性，整頓本身也需要新的自我辯護，因而變得捉襟見肘。特別是隨著網絡技術的出現，控制言論越來越力不從心。

但是，這種狀態使思想禁錮手段變得更加“精致”，在無所顧忌地進行輿論導向的同時，暗地裏更頻繁地對傳媒進行整頓。但是，９０年代的“輿論導向”產生了自己的惡果：由於信息失真，激進民族主義以對抗全球化的名義卷土重來，並把矛頭也指向了始作甬者。這既是一種政治反諷，也是一種思想悲劇。

另一方面，整頓媒體的手段被諷刺為：一個執政黨通過地下黨的方式來管理國家。因為這種整頓往往是通過“電話打招呼”、不發文件、內部通報、內定、秘密關閉等方式來進行的。言論管制也產生了自己的“新文化”，那就是犬儒主義思想的泛濫和全民傳講政治笑話、黃色笑話。——世紀之交的中國，偽民族主義和各種犬儒主義上升為民族精神。

⊙　輿論導向的貧困

１９４９年以來，中國對傳媒的管制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１９８９年以前以“積極宣傳”為主，１９８９年以後以“輿論導向”為主。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大致有兩個：第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失敗；第二，經濟改革使媒體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市場多元化。這是一種被迫的轉向，是權力部門在合法性危機中的自衛反應。在１９８９年以前，“就是好”式的宣傳充滿了某種理想主義的自信，而１９８９年以後，以言論管制為主則展示了中國政治進入了“德國現狀”（馬克思《黑各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展示了意識形態的不中用或貧困。

從古斯塔夫·勒龐到漢娜·阿倫特，在談到“群體領袖的說服手段”或“極權主義的宣傳”的特點時，都傾向於認為，意識形態謊言建立在群眾心理和暴力恐怖的基礎之上（《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一章《極權主義運動》），這大體上是不錯的。但對於１９４９年以來的中國政治來說，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還缺乏切適性。在中國，災民理性使一切意識形態狂信都充滿機會主義的特點，與此同時，思想管制更多不是建立在暴力恐懼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生存恐懼的基礎之上。

具有中國特色的言論禁錮制度是這樣運行的：通過生存資源的壟斷，“國家”使不服從者不得食。無論是普魯士的憲兵制度，還是納粹的緊急狀態法，都無法和這種“軟約束”機制媲美。在這種體制下，對言論的禁錮不是通過外部法規的約束來強制執行的，而是通過食物供給制的背景來使被餵養者“自動”進行自我約束。因此，對這種體制真正的挑戰來自經濟多元化改革，生存資源壟斷的瓦解終結了極權主義的“宣傳時代”。從此，社會主義從社論員的英雄時代進入發言人的醜角時代。

但是，“輿論導向”有自己的優勢。戈倍爾博士曾說：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這就是輿論導向的一個特點。一方面，輿論導向繼續進行信息隔絕，另一方面，通過撿選過的事實報道進行觀念灌輸。當然，食物懲罰機制仍然起作用，但由於市場的存在在威脅程度上已大不如前，同時，由於對國際人權規則的虛偽承諾，使思想懲罰轉入地下，“一個執政黨開始用地下黨的方式”來處罰自己的言論造反者：不留法律痕跡地讓說話者閉嘴。

接下來要具體討論的，是信息封鎖和懲罰言論這兩種手段在當代中國的是如何運轉的，先說信息封鎖，另文談懲罰，並介紹一些著名受害者的命運。

⊙　信息封鎖

毫無疑問，信息時代對管制體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收音機到互聯網，中國政府遭遇了第二次“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但是，這僅僅影響了管制的效率，並沒有影響管制的熱情，毋寧激發了這種熱情。當然，由於信息技術的內在力量，對信息的管制是註定要失敗的。

封鎖信息由來已久。２０００年１月的中國媒體，在廣州、上海、北京，用同樣的文字和內容，統一報導了一個秘密：３０年前，也就是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雲南發生過一場裏氏７·７級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災區有峨山、建水、華寧、玉溪、石屏、江川等７個縣。報導說，這場地震，死亡１５，６２１人，受傷２６，７８３人，塌房３３萬多間，經濟損失按照現在的可比價格計算，通海一縣即達人民幣２１７億元。報導又說，地震發生後，災區老百姓雖然得到了幾十萬冊《毛主席語錄》和幾十萬個毛主席像章，但救災物資少得可憐。報導還說，由於災區的幹部群眾和迅速趕來支援的解放軍指戰員自力更生，現在新通海已經成為雲南經濟十強縣之一了。這麼大的天災，居然向老百姓保密，隱瞞了３０年，在這個地球上真可以稱得上絕無僅有！

鮑彤先生在《中國在文革特殊時期壟斷新聞封鎖消息的豐富經驗》一文中說：“解放以後，管制新聞、操縱輿論比解放以前容易得多。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也搞新聞統制，很費勁。據《延安解放日報》１９４３年９月１日社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總結，國民黨對付異己的進步報紙需要使用８種手段：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強迫收買、勒令封閉。新中國因為都是國有的、公營的、黨領導的自家報紙，沒有異己的報紙，壟斷新聞易如反掌。領導者一聲令下，全國新聞輿論媒體立即執行。”改革開放使中國言論管制重返“國民黨時代”，當然，返回只是象征性的，目前中國的言論自由空間還遠遠不如國民黨統治時期。但當代的言論禁錮卻面臨著市場改革和信息技術的沖擊。

以芳林村慘案或南丹慘案為例，雖然“國民黨的辦法”都用上了，還包括現場戒嚴和賄賂傳媒，但蓋子還是揭開了。但是，當代中國對眾多災難事件信息的封鎖，這種努力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

信息封鎖的對象主要是兩種信息：事故災難和政治批評。由於某種原因，國外媒體成為信息封鎖的主要對象。而從１９９５年以後，網絡成為信息封鎖的面對的新課題。

有研究者稱：大約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５年，購買短波收音機需要憑借公安局的證明，各無線電修理店鋪都必須向公安機關登記註冊，受到公安機關的監督。那時候一個政治術語叫“收聽敵臺”，後果不堪設想。八十年代以來，對短波收音機的控制放松，甚至取消了，但對敵臺進行幹擾的工作似乎一直持續到世紀末。電話和傳真在中國也遇到了類似的命運。

但最有諷刺意義的是對電視的管制，九十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可以更多地看到香港電視節目，但往往在播出“敏感節目”的時候，突然會被掐斷。這是令人汗顏的，足以讓“愛國者”為自己的“祖國”感到羞愧。

今年早些時候香港《明報》一條消息說：深圳、珠海等地居民反映，自四月以來，當地有線電視轉播的香港電視臺新聞節目，經常出現被刪的情況，令觀眾大為光火。這是廣東省有關當局為抵制“反動、不良信息”的影響而采取的新措施，目前廣東各地有線電視臺轉播香港新聞節目，已改由廣東省有線電視臺統一處理。這條消息還說，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自八十年代中就開始通過架設天線接收香港電視臺節目。九十年代以來，隨各地開辦有線電視臺，北至韶關、東至揭陽、西至湛江，全省都能看到香港電視。為避免“不良影響”，九十年代初即開始對香港電視臺的新聞節目進行刪剪，凡涉及海外異見人士活動、臺灣問題、“六四”事件的報道都被刪剪。而１９９９年以後，每碰到法輪功請願、中美戰機相撞，甚至美國針對中國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等新聞時，節目都會被“剪斷”。這條消息不無諷刺地說，令人好笑的是，出現刪剪情形時，電視熒幕上會出現一行字，稱“根據上級指示，本地有線電視節目統一由省管理，不便之處，敬希諒解！”言下之意，並非該臺有意刪剪，只是奉命行事。也許是這種說明別有用心，現在的情況是，遇到“敏感節目”就突然轉換到其他頻道，連說明也沒有了。消費者的權利問題和納稅人的權利問題一樣，在這個國家現在還基本上不是問題。

不過信息封鎖導致了嚴重的後果。由於對重大政治事件的引導性報道或者隱瞞，使中國民眾的知情權受到了嚴重的侵犯，並進一步導致了群眾性的判斷力失真。比如，六四事件漸漸被人們淡忘，法輪功事件遭到了更大的誤解，而象河南艾滋村事件、廈門遠華案、加入ＷＴＯ，更不用說１６大人事安排等等事件，民眾不是作為公民而是作為愚民，基本接受了當局的某種暗示，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烏合之眾”。

到目前為止，海外報刊基本上還不能在大陸公開發行，而來華或在華工作的外國記者也往往成為有關部門特別關註的對象。“有幸”的是，中國在九十年代多次被記者國際組織評為“記者的敵人”。在中國，很多接觸“敏感問題”的外國記者被拘，或者被驅逐。比如：２００１年中，有報道說，兩名在中國河南采訪的德國記者被中國地方當局扣押，其中一名任職法蘭克福評論報，他曾經報導上蔡縣的愛滋病醜聞，說當地有六成半居民因為賣血而感染愛滋病。這樣的例子很多。中國對記者表達憤怒的更多形式是驅逐，當然，和冷戰時期蘇聯的做法相比，中國往往有所克制，這不是因為膽怯，而是因為對國際人權準則的虛偽承諾至少比不承認要有些約束力。

除了記者外，海外學者特別是對中國政府持批評立場的學者，也往往是“不受歡迎的人”。這方面有一個名單，拒絕妥協的人將無法簽證到中國進行研究，而能來的一些學者往往使人懷疑他們的學術誠實。一些僥幸進來的人，如果“任性”行事，將受到嚴厲的對待。如高瞻一家三口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１日被中國當局扣押，中國政府說，高瞻從事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被扣留審查。高瞻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研究人員，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高瞻獲釋。１９９９年中國曾經以攜帶國家機密為由，扣留在美國工作的中國文革學者宋永毅長達６個月。１９９８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工作的中國核導彈專家華棣別離故鄉１１年之後返鄉，被中國當局逮捕。他被指控泄漏國家機密，判處１０年徒刑。這個名單當然是不完全的。

不過，和這些外國同行比起來，中國的記者和學者命運要悲慘得多：他們將受到更嚴厲的管制和處罰。在這個問題上，充分展示了革命民族主義的政治荒誕：沒有一個民族主義政黨如此明目張膽地奉行言論自由“寧予外主不予家奴”的政策。一方面，言論主觀部門要求同一口徑，對新聞和思想進行壟斷（具體情況可參考奧威爾在《１９８４》一書中的相關描寫），另一方面，出動專政力量，對越軌的媒體和誠實的人進行嚴厲懲罰。由於這種管制，事實上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在信息時代消滅了新聞。謊言和無聊是中國文化界在九十年代的一場集體演出。整個社會為了平衡這種民族精神障礙，發明了各種黃色笑話來自我解嘲。當然，政治笑話不能公開講，於是兩面人、夜間人成為城市人的基本形象。這種新物種後繼有人，新一代的犬儒主義者象莊稼一樣在滋養他的土地上茁壯成長，他們以後現代主義的口水和石塊，成為“割喉政治”的同謀。


發稿：2002年1月9日    更新：200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