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討會：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

文革，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到數以百萬計的各類民眾被迫害致死，是暴政；六四慘案，殘殺數百至上千民主示威的學生、市民，也是暴政；一九八九年秋冬以來，異己分子、組黨人士被關押或受折磨致死數百人，法輪功學員在兩年多來，被施以多種酷刑致死的已高達三百多位，亦是暴政。總之，中共由於謬誤理論的指導以及為鞏固以人治為核心的一黨專政，肆意施行的這種暴政，斷斷續續貫穿在它執政的五十多年中。

由於時代的變化，中共施行暴政的政治手段及招式既有不同之處，又有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共同點是：一，每次較大規模的暴政，都由每代核心親自決策與計劃。曾被中共自定為“浩劫”的文革運動是當時的一代核心發動；六四鎮壓是當時自稱“第二代核心”的中共軍委主席鄧小平下達的命令；一九九八年秋冬以來鎮壓異議人士、組黨分子，兩年多來殘酷鎮壓法輪功學員，都是鼓吹“三個代表”的“第三代核心”江澤民拍板定案的。二，出於一人之私，每次大規模暴政之前，核心們都是把社會某個階層的民眾，或部分人士，主觀幻想為“敵人”，然後通過黨的決議或民意機關的法令，把這些“幻想敵”列為真正敵人，進而公開大造輿論，煽動、指使全國廣大民眾批鬥他們。三，用公安部、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等專政機關，對“幻想敵”任意判刑、鎮壓，實行殘酷的虐殺與關押。

不同之點在於：文化大革命時，正是大陸黑暗時代，政府從上而下地運用軍警、特工的暴力去對付“政治異己”、“階級異己”分子，又“從下而上”發動民眾罷工、造反，停課鬧革命，殘酷批鬥“四人幫”所定的“走資派”、“發動學術權威”或“五類分子”，並開放綠燈，讓“造反派”、“貧下中農專政委員會”等私設刑庭，肆意處死眾多的無辜者。

到了鄧小平幕後主政的改革年代，因為中共黨內已決議“從發展經濟為中心工作”，免除階級鬥爭。但當民眾隨著改革開放而民主覺醒日益提高之後，敢於群集示威，反對共產黨貪汙腐化，鄧小平便采取有別於“群象運動”方式，意然動用軍隊屠殺和平示威者。

江澤民主政時期的暴政方式，雖然有些不同於前代核心的做法，但它在鎮壓政治異己人士，打擊宗教信仰的異己者，比之它的前輩更是變本加厲。它的一句狠話，‘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時’，就為他日後指使暴政開了綠燈。比如對待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外和平請願，是因為在此之前羅幹指使傳媒散播法輪功是“邪教”的輿論後，部分天津法輪功學員在當地上訪被無理拘押而引發的。而當時中共有的高層人士認為這次請願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真的如此做法，不但不會發生在大陸、在國外眾多法輪功學員同中共鎮壓展開兩年多堅韌不拔的抗爭，說不定法輪功會成為大陸日漸形成的公民社會的一員。可是，江澤民一震怒，否定了上述的正確處理途徑，更是升級打壓，擴大矛盾。它揚言說：“不信我治不了法輪功。”在另一次講話中，又將法輪功定性為“破壞穩定，威脅政權”，並操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一個法規，以莫須有的罪名扣在法輪功頭上，進而通過全國各級黨組織、各級公安機關，動用全國輿論工具去瞞騙與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仇視堅持“真、善、忍”信仰與為健身養性而煉功的學員。這一切都為某些喪盡天良的公安幹警、行政幹部去肆意迫害法輪功學員批下了準許證。

筆者已七十有余，實在沒想到文化大革命會重演一次，苦難深重啊，中國人！筆者同許多關心這一事件，不是法輪功一員的海外華人，通過各種資訊、照片、銀屏鏡面獲得的印象，越來越深感江澤民“核心”如此處理法輪功，又為中共制造了另一起大冤案。

二零零零年九月，江氏訪問紐約，法輪功學員和平抗議示威時，曾突出一個主題，即從一九九九年夏末到那時一年左右，被中共公安迫害致死的學員以達七十多人，無辜死者的遺照都被高舉在示威隊伍中。從去年九月到今一年零兩個月，在大陸被公安幹警濫施酷刑而死的法輪功學員以達三百二十多人，冤死者的姓名、職業、施酷刑者的姓名、機構、地點都一一清查在案，證據確鑿。那就是說，江澤民訪問紐約回國一年多點，法輪功學員被虐待致死的速度已增加了三倍多。

江澤民不久前在一次講話時，為它的“勝利”沾沾自喜地說。“法輪功講真、善、忍，給了我們動手清除的機會。”既要清除，便可采取任何方式。這話就像暗示各地公安人員，可以利用法輪功的“真、善、忍”，任意采取各種手段都可以。由此，我們從照片、從文字看到如下還印在腦中的駭人酷刑畫面：一位公安便衣，穿皮鞋的一只腳踩在一位被打倒躺在地上的法輪功男學員的臉上；一位被強奸後的女學員赤裸的背、腿被毒打後留下的傷痕；十多個女學員被剝光衣服推進男囚室裏；一個被迫害致死的六十多歲男學員，赤裸的身軀傷痕累累……

江澤民的一黨專政不結束，大陸人民就難以過上民主、自由、安康、幸福的生活，那麼，各類“異己者”所受酷刑的畫面，還會不斷出現。

發稿：2001年12月20日    更新：2001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