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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与留的选择成为他们人生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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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翔  

钱穆出生于清朝末年的一个书香世家,才华横溢,文笔精悍,20岁开始打坐,深谙养生之道,先后在燕大、北大等名校任教,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共军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博先生不语。

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乱世枭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对于钱穆这样的大师,中共自然没有忘记统战。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而他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1932年他在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当他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十分不安。他曾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抗战后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来到延安,傅斯年还与毛泽东单独交谈一晚。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1951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坚拒傅斯年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文革中因傅斯年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最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被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

当初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胡适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1949年中共夺权后,吴晗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结果如何?历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对于吴晗太过残酷了。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19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历史不能假设,只能总结。现在回想在中国大陆沦陷于中共之前蒋介石的“抢救学人计划”,确实是从中共虎口中“抢人”,那些逃离大陆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傅斯年、钱穆,还能在自由社会传承自由思想,而留在大陆的杰出知识分子们在“反右”、文革运动中几乎都惨遭迫害,幻想破灭,留下的是一个个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