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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親”楊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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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曉

在中國古人看來,天生萬物,皆有陰陽,陰陽和諧,天地皆安。男女也莫不如此。作為男子來說,要陽剛,要富有責任感;作為女子來說,則以和柔為美,內心能堅守、忍耐。至於被現代人視為“糟粕”和歧視女性的“夫唱婦隨”,實則講的是一種男女配合關系,男子要有擔當,娶了別人要對別人負責。

古人在培養男孩子時就已經教授了這種意識;女子要相夫教子,溫良賢淑。古代留下的“相敬如賓”“琴瑟和諧”“舉案齊眉”等成語描述的就是夫妻之間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齊家”目標的和諧狀態。而女子在家庭中還有一個重要角色是母親,一個溫良、有愛心、耐心、善心、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母親,孩子一定受益無窮。中國古代不少名人,都離不開母親的教誨,像孟母三遷、嶽母刺字、顏征在教孔子等。

然而,接受馬列主義的中共卻把中國人物質化,提出了所謂的“男女平等”,將女性像男性一樣對待,女人要像男人一樣走出家庭幹革命,而這實質強調的是男女對立。其結果是不僅女人不像女人,不再溫良賢淑;男人也不像男人,無承擔責任的意識,無陽剛可言。在一個家庭中,雙方互相都要爭搶家庭地位,甚至鬥到你死我活,家庭自然無和諧可待,子女也自然受到影響。更為可怕的是,中共打著“男女平等”的旗號,鼓勵性亂,從延安時期到現在,中共不僅黨內男女關系混亂,而且當今社會也是“笑貧不笑娼”,中國人的開放程度遠超西方國家。

本文介紹的就是兩個兒女筆下的革命母親,從中我們可以切實感受到中共是如何扭曲了人性,如何將女人變得冷漠、強勢且完全喪失了傳統女性的美德。她們一個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一個是毛澤東秘書李銳的前妻範元甄。

認為孩子是累贅的楊沫

說到中共“紅色經典”小說《青春之歌》,那可是影響了幾代人。小說中的主人公林道靜和余永澤,一個熱衷革命,一個希望過寧靜的家庭生活。最終,在中共的蠱惑下,林道靜走出家門,拋棄了余永澤,走上了革命道路。據說林道靜的原型正是楊沫自己,余永澤的原型則是她的第一個丈夫張中行,北大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

楊沫的兒子馬波(筆名老鬼)在《我和我的母親楊沫》一文中描述自己的母親“有嚴重的欠缺”:不喜歡小貓小狗,不喜歡小孩兒。周末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亂太吵。老鬼寫道: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裏,發生過多起為避免敵人發現,革命的母親把繈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楊沫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也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

楊沫曾生下5個孩子,因嫌棄帶孩子麻煩,影響工作,因此有4個是找別人帶的。她18歲生的第一個孩子在其產後12天,因農村鬧霍亂,不敢多呆,就把嬰兒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結果這個兒子長到1歲半時,生病夭折。

她第二個孩子徐然,只餵了8個月母乳,也送回了河北農村老家。第三個孩子青柯是在1938年冬生於河北深澤農村,剛過滿月,楊沫就出去追趕賀龍的部隊,將孩子留在農村。以後不聞不問,直到8歲青柯眼睛被人紮傷,楊沫才把他接到身邊。楊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記中也承認自己過去對青柯太冷漠了。

第四個孩子小胖,楊沫還想送給奶媽養,但因為當時中共地委領導提倡女性自己餵養孩子,她才被迫改變了主意,沒有送出去。到生老鬼時,楊沫又將剛出生的孩子送回老家,找人餵奶。

對於自己的這種行為,楊沫說她尊崇盧梭,因為盧梭就把自己的親生孩子統統送給育嬰堂,一個不要。而共產主義的教主馬克思的一些理論正是來自盧梭。

撫養孩子中冷漠的楊沫

在老鬼的記憶中,母親的冷漠不僅僅表現在不餵養孩子方面,還表現在甚少管孩子,對孩子的事漠不關心上。如十幾歲的徐然因住宿學校不習慣,一次偷偷溜了出來,走了整整一天回到家裏。而楊沫看到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第二天,楊沫就找人將女兒送回了學校。

對於老鬼,從其四年級以後到初中高中,學校開家長會,楊沫就沒有去過一次。在孩子長大離家遠行時,楊沫不要說去火車站,連汽車站都不去,頂多送到家門口。

老鬼也從來沒見過母親周末為孩子們掌勺做飯,改善夥食,也從沒見過她給孩子們收拾衣服,整理衛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顧她。為了省錢,楊沫常讓老鬼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歷,但老鬼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

老鬼還記得,母親去蘇聯訪問,到外地出差、參觀、休養,從沒有給他帶過點什麼小紀念品。唯一例外的是她從北戴河回來,帶過幾個海星和海螺。

當老鬼小時候生病肚子疼時,楊沫也表現的極為冷淡,無動於衷。直到幾天後,老鬼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讓哥哥帶著去看病。醫生檢查之後馬上動手術,後來對家人說,老鬼的腸子都黑了,脹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沒救了……當作完腸粘連的大手術後,老鬼在家養病,一天因點蠟燭玩火,燒著了窗戶紙,被楊沫連吼帶罵,抽倒在地上。這樣的毒打,痛上加痛,讓老鬼的心靈受到極大傷害,終生難忘。他哭了很久。

而這樣的經歷也曾發生在老鬼的哥哥身上。在三年“大饑荒”餓死人時,楊沫和丈夫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高價營養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的屋,只供自己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他們認為他們是老幹部,有這待遇,他們比孩子重要,先顧他們要緊。他們也從不給孩子糧票。而老鬼和哥哥一直吃不飽,哥哥還曾在清華大學餓昏過。

老鬼心痛的寫道:長這麼大沒見過母親幹過一件為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事。

文革中孩子與楊沫矛盾加劇

文革開始後,楊沫和丈夫成了審查對象,多年的受冷漠讓老鬼潛在的對他們的不滿大爆發。再加上受極左思潮影響,老鬼決心離家出走,到越南戰場了此一生。於是才有捆綁姐姐,砸家裏大櫃,搶一筆錢的舉動。這加劇了父母與老鬼間的矛盾。

後來,老鬼在內蒙古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被監督改造。老鬼曾寫信向母親求援,但常常是老鬼寫四五封信,楊沫才能回一封信,還總是要他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當老鬼看到身邊的知青母親千裏迢迢來看望時,別提多羨慕了。後來老鬼與父母重逢時的平淡,連來家的客人都覺得奇怪。

而對於老鬼在唐山軍墾農場被整得幾乎精神失常的姐姐小胖,楊沫也置之不理,最後是徐然將其接回,才恢復了正常。

至於老鬼的哥哥,父母因懷疑他偷了埋在地下的一千塊錢,而大罵他是“白眼狼”、“愚而詐”。平時溫順的哥哥氣憤之極,不知怎麼迸出一句:“楊沫同志,你別這樣冤枉好人!”不容孩子頂撞的楊沫於是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因哥哥沒有去處,只得住在家中,但父母卻與其一句話也不說,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父母卻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

此後,哥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摔傷右臂骨折,舉目無親,給父母寫信,但楊沫和丈夫依舊置之不理,直到5年後才恢復來往。

對於孩子們的婚事,楊沫同樣甚少過問。家裏四個孩子結婚,她或則反對,或則不管。而對待外人,她卻懂得送禮,如給北京老戰友的孩子買坐月子用的尿布等。

更讓老鬼寒心的是,母親對小胖的態度。文革中小胖被人殺害,5年後殺人兇手因證據不足被釋放,但楊沫卻非常大度,表示願意放過嫌犯,因為他還有三個孩子。

不僅對孩子,楊沫與老鬼的舅舅、叔叔、姑姑等親戚的關系也都相當疏遠,極少來往。冰冷,不重親情,是楊沫在家人面前的典型形象。 為什麼母親對孩子缺少愛? 擁有這樣的母親,老鬼不免思忖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母親對孩子缺少愛?他認為,除了戰爭年代,確實有顧不上的問題之外,恐怕主要與長期以來中共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

中共建政後,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愛,人性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而大加討伐。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

出身於中共所謂的“剝削階級家庭”的楊沫,自然表現的更為極端,並將毛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導浸到骨髓和血液中。於是,才有了這樣的“革命母親”: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認為母愛越少越好,這才算覺悟高,思想好,對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遠比對自己的孩子關心和熱情。在單位裏笑容可掬,回到家卻動輒打罵孩子,冷漠粗暴,照顧粗疏——謂之曰:嚴格要求,不嬌生慣養。 在老鬼看來,那種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狹隘理解和片面的極端教育扭曲了母親的人性,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

楊沫晚年再婚,在特別重親情的老伴熏陶下,也恢復了親情。她不僅願意與孩子相處在一起了,還時不時寫信或通電話,問長問短。楊沫說這時候她才感受到了天倫之樂的幸福。她曾說道:“哪有不疼愛兒女的母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虧欠了兒女們。”此時的老鬼才感受到了“慈母”的滋味。只是這樣回歸人性的“慈母”來的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