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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難者》前言:受難者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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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明心網】1, 牛雞之間

多年以前,當我開始寫作文革歷史的時候,我首先采訪了數百位親身經歷了文革的人。把訪談和調查的重要性放在紙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於我的一種評估,即文革時代遺留下來的紙面記錄其實和文革史實之間相差甚遠。大量的文革故事在發生之時沒有被報告也沒有被記錄下來。由於紙面上的文革和實際發生的文革之間的巨大的裂溝,這種第一手的調查對於寫出真實的文革至關重要。

感謝每一位受訪者,他們花費了寶貴的時間,和我一起回憶和追尋往事。這種回憶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痛苦和難堪的。可是他們的道義感、勇氣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戰勝了心理深處的回避和恐懼。他們講出了他們的記憶,有的還幫助我一起來搜尋歷史。而且,他們中有的人不但講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們的人生體驗。

有一位受訪的長者,是一名教師,文革中被定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勞改”多年。他說,他在“勞改農場”作過很多活計,其中之一是放牛。他的專業是工程,從來沒有放過牛。開始的時候,他面對一群能夠自主移動卻又不會聽與說人話的龐然大物,心裏免不了緊張。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牛群對他並無敵意,不會傷害他,還漸漸聽隨他的指揮。他們彼此相安。

農場裏有一棵大柳樹,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帶牛群到那棵大柳樹旁邊吃草。

後來,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幹不動活兒了。這只老牛因此被殺掉,是在那棵大柳樹旁邊被殺的。

自從那只老牛被殺了以後,他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柳樹附近吃草的時候,牛群停步不前,並且哞哞長叫,聲音十分悲切。此後,他又試過兩次,牛群依然拒絕去那裏吃草,並且齊聲哀鳴如初。他聽了也黯然,從此就不再趕牛群前往那個殺了老牛的柳樹下面去,不論那裏的青草如何肥美於別處。多年以來,他心裏一直暗暗納罕,為牛的記性和堅持。

我聽著,好奇地問:“牛記得那裏是同伴被殺之處而哀鳴並拒絕前往?動物有這樣的同情心以及記憶力?”

他說,牛確實是這樣的。不過,別的動物卻不一定如此。比如,雞就不一樣。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嬉戲玩樂,好象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只被抓出來宰殺了,拔毛開膛,一些腸子之類的被扔出來丟在地上,別的雞奔來啄食,還互相爭搶。

我聽著,牛和雞的行為的兩幅畫面在腦子裏鋪展開來,清晰而現實。我知道這位老師是在講述他的一段真實的經歷,而不是在有意編織寓言或者諷刺。這樣的故事也不是可以憑空想象得出來的,除非有親身觀察,才能得知這樣的細節。可是我在另一條思路上被觸動了。

我聽到這個牛和雞的故事的時候,我想到了人。

對生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們有的在公眾場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後自殺,有的在饑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麼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作了什麼?

抗議?同情?援助?沈默?扭頭而去?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作幫兇?作旁觀者?遺忘?粉飾?致力於尋求事實及公道?……在文革時代,雖然壓迫深重,在種種不同的方式之間,依然有著或多或少的空間,由人選擇。在文革後,關於記憶與記載事實,關於訴求正義,雖然受到很多阻礙,但是個人的選擇空間畢竟比文革時代增大了許多,從而也更需要人給自己定位。

這位在勞改農場的教師觀察到的對待死去的同類的牛的方式和雞的方式,展示了兩種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參照坐標。

可以說,在今天,受難者在歷史記錄中的位置,包括存在與否以及如何表述,首先取決於大多數幸存者的選擇,取決於他們選取牛的方式還是雞的方式。

本書的出版以及與之有關的各種工作,包括調查和寫作,也可以看成是個人的良知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紮和努力。


2,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簡單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種“一元化”的沒有權力平衡和制約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建立一種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生產甚至沒有貨幣的經濟,建立只有一種意見和用一種方式表達同樣意見的媒體,把全體人民變成象“螺絲釘”一樣的連“私字一閃念”都不能有的所謂“社會主義新人”,此外,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毆打、關押以至殺死被革命領導人指為是“敵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對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兩次。一次發生在1966年,伴隨著“紅衛兵”組織的興起,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中;另一次發生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當時稱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所謂“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謂“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

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進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們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饑餓死於疾病,也有的在那裏無法生存而自殺。

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了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的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那裏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被扔掉,沒有保留。

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哪怕是完全虛假的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

兩年之後,1968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設立的牢房叫做“牛棚”。

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從事“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為幾十年前作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去單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它的延續“一打三反”中,出現了大量的“自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是“自殺”的,沒有遺書留下,也沒有準許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象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後來,從“隔離審查”中回來的幸存者講出了他們身受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從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殺”其實是“他殺”,是把打死了的人丟往樓下,或者懸掛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後確是由他們自己的手結束了他們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盡侮辱和拷打之後,在絕望中才那樣作的。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的方式難以想象的下流和殘酷。這種“自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殺,實際上是被文革謀殺。這種謀殺性自殺的大量發生,是文革的特產之一,也是歷史上最為殘酷卑劣的一種殺戮。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最為陰暗恐怖的季節。與1966年的“紅八月”殺戮相比,迫害變得更加有系統也更加曠日持久。大量的“專案組”被建立起來。這些“專案組”人員到全國“外調”,深夜審訊“審查對象”,用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定案”方法恐嚇威逼被“審查”者, 並且強迫他們寫下了大量的“認罪書”和“檢討”。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單位”的“檔案室”裏。一所中學,就會有幾個麻袋之多。

在其他的各種名目的“運動”中,還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是文革死亡的兩個高峰。
本書中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死於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間。

死亡於同一時期中的人們,他們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於暴力性“鬥爭會”上或者死於“隔離 審查”的“牛棚”之中。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驟直接相連。他們的死亡不是個別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於意外事故,他們是作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擊對象而被殺害的。

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

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規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