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秀玲被害 去世前手還被銬在病床上

消息說，賀秀玲家住煙臺市芝罘區幸福十村。2003年8月，賀秀玲被警察綁架，2004年春節後被非法判刑，關押在煙臺市南郊看守所。在看守所裏，賀秀玲被獨自關在一屋，遭到殘酷折磨。家屬曾多次要求探望，但一直得不到答復。

消息透露，2004年3月8日，賀秀玲生命垂危，被送往煙臺市玉黃頂醫院（又叫專區醫院）。3月10日下午5點多鐘，煙臺市芝罘區610辦公室頭目李某打電話給賀秀玲的丈夫徐承本，說賀秀玲生病。徐承本趕到醫院，發現妻子病情嚴重，已不能說話，但一只手竟還被銬在病床上。 徐承本要求陪床，遭到看守所兩名看護人員的拒絕。 3月11日早晨，徐承本趕到醫院，賀秀玲已去世。

據徐承本透露，醫院對賀秀玲的診斷是結核性腦膜炎病危，但3月10日徐承本問妻子哪兒不好，賀秀玲說胸口痛，而且左眼已睜不開。徐承本懷疑，既然醫院診斷為結核性腦膜炎，為什麼妻子胸口痛？賀秀玲去世當天，徐承本問醫生賀秀玲死因，醫生說是看守所把她送進來的，應去問看守所。當天下午，徐承本趕到看守所，一張姓隊長稱賀秀玲的死和看守所無關。3月12日，賀秀玲家屬到專區醫院，要死者病歷檔案，發現檔案不是原始的，全部做了修改復印，很多重要處都沒有病歷記錄，而與賀秀玲同病房的兩位病人全被轉移。

記者打電話到煙臺市芝罘區６１０辦公室找到李姓主任(535－6618428)，調查賀秀玲死因，李說：“怎麼死的我不能回答你。”記者又打電話到煙臺市南郊看守所(535－6015514)，問賀秀玲是不是被他們打死的，一男說“我沒有直接管”。

附：
賀秀玲的丈夫寫的相關材料：

2004年3月10日下午5點多鐘，我接到芝罘區610辦公室李主任的電話，他告訴我說：家屬有病，正在專區醫院治療。我問可否去看她，他說可以。我放下電話，乘車來到專區醫院（即煙臺市玉黃頂醫院），經過多方詢問醫護人員，得知我的妻子在6樓腦神經內科32病房，我到病房打聽，當時病房內還有兩位病號，都有家屬陪床，她們講沒有這麼個人。我又回來找醫生，醫生領我到32病房，用手一指，說那不是嗎？我過去一看是她，我問她話，她已講不出話，有一只手還銬在病床上，身邊無人看護。（當時我對妻子的病情不清楚，事後得知，在3月8號看守所把她送到醫院，由看守所的兩名人員看護，醫院做出結核性腦膜炎病危診斷，一級護理）我問妻子哪兒不好，她就用手摸胸口，我扶她坐起，她喊痛，她的左眼已睜不開，既然醫院診斷為結核性腦膜炎，可為什麼她胸口痛？我在那呆了約有5、6分鐘，看守所的兩名看護人員才進來（這之前，他們離開病人有多長時間，無從知道）。他們進來就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賀秀玲的家屬，610李主任叫我來的。看護人員講：給她（賀）藥她不吃，吊瓶不打。我說我不相信。那個男看護去拿了兩粒藥，我給妻子吃了，還有一杯，據說是感冒沖劑，既然是結核性腦膜炎，服感冒沖劑幹什麼？起什麼作用？兩個吊瓶掛在床頭，醫護人員去給妻子打了一個。男看護講以前給她打吊瓶她拔針（可我在時，她卻不拔，為什麼？我懷疑他們是否給她打針吃藥）。這時其中一個男看護不知在給誰打電話，然後便告訴我不讓我在那陪床，我說我是她家屬，為什麼不可以，這是誰制定的規章制度？看護又削了個蘋果給她兩片吃了，然後看護講不能讓她吃了。我不明白病人能吃為什麼不讓吃，難道還怕病人好嗎？之後看護講：你明天白天上班時再來，你捎些衣服給她換上，她的衣服、褲子因小便失禁都濕了，不能穿，她現在插尿管。當天晚上9點多鐘我離開醫院。

3月11日早上7點多鐘，李主任又打來電話，問到：你還沒到醫院嗎？我說昨晚去了，看守所的人員不讓我在那。他說：你趕緊去，去晚了就進不去了。我趕緊收拾好妻子的衣服，趕到醫院時大約8點左右，在一樓碰到了看守所的那個男看護，我們一起到6樓，我要到32病房，他不讓，把我叫到醫護辦公室，到了醫護辦公室又叫我出來在外面等著。不大會兒，他出來了，610李主任也到了。李主任說賀秀玲已病故，病故原因你去問醫生。我進去問醫生，醫生說：看守所把她送進來的，你去問看守所。我又出來把醫生的話說給他們聽，那個男看護還罵了醫生幾句，說醫生不負責，現在的醫生沒幾個好的。李主任講：賀秀玲的遺體已送太平間。我當時也懵了，他不叫我去看她，既然她沒穿衣服，為什麼衣服拿來了卻不讓去給她穿？李主任講：有什麼事去看守所找大隊長。我急著回家把這件事告訴親人，離這近的都很快趕到醫院。醫生講早晨7點45分死的，我們到太平間，太平間的講9點多鐘送進去的。我看了看妻子的遺體，腰間有繃帶繃著（事後醫院講腰間做過穿刺，而看守所張大隊長講沒做穿刺），如果是結核性腦膜炎為什麼胸口、腰處有病？

下午，我們趕到看守所找張大隊長，張大隊長說：賀秀玲的死和看守所毫無關系，看守所只是關押，別的不管；又說：賀秀玲長時間這樣不講話；還說：3月4號發現她頭暈，找120送醫院檢查沒有毛病，拉了回來，3月5號又送醫院檢查，醫院診斷為腦血栓（投稿者註：字寫得有點草，這‘栓’又象‘柱’）和兩腿下肢血栓（？柱？），又拉了回來，3月8號病情加重，又送專區醫院，醫院確診為病危，晚送7天，並做出一級護理。最後張大隊長講要我們找主辦單位。

離開看守所，我們又去了市610辦公室，並講明情況，市610又讓我們去芝罘區610找李主任，一切都他主管。到了區610找李主任不在，辦公室的人都裝出對這件事什麼也不知道，叫他們聯系也不聯系，最後一個姓高的和他聯系，聯系上說李主任開會不接見。離開區610，我們又折回到醫院，找到醫生了解情況，有的醫生講在醫院沒給賀秀玲插尿管，具體主治醫生姓郭，他到濟南去了，一個姓孫的主任醫生說：大體是結核性腦膜炎，但還是沒有正確做出病情報告。然後，我們又到太平間，太平間的要我簽字，我說簽什麼字，他問死者叫什麼名？我告訴了他，他又讓我簽字，我也不懂是幹什麼就簽了，離開太平間，走出幾十米遠發覺這簽字的背後隱藏著什麼，就又急返回來，卻發現看守所的張大隊長和610李主任在拉我妻子賀秀玲的遺體，我們交涉了一番，無論看守所或相關責任單位（人）出於什麼目地，都應堂堂正正向家屬講明情況，調查取證。

3月12日，我們又到看守所進行交涉，同時我們向市公安局、市檢察院發出電報，要求立案調查。我們到市公安局信訪接待處，市信訪接待處又介紹到區公安局接待處，區公安接待處做了記錄，當時整理出來的情況也不是那麼完整，復印出來留下存根。下午，市公安局芝罘區公局信訪接待處的答復是：看守所、610、信訪接待處都是公安一家，如作出的答復不滿可上訪。下午，我們又到了專區醫院，通過看守所要死者的病歷檔案，檔案不是原始的，都全部做了修改復印，好多要緊處都沒有病歷記錄。我們去了32病房，想詢問一下同病房的人，但病號已轉移，空無一人。我們和楊（編者註：揚？字跡不清）醫生（看守所的）到了腦神經內科，我妻子的妹妹問：為什麼人都死了也沒診斷出到底是什麼病？一大夫說：就兩天，這麼短的時間我們能診斷出什麼。因為當時看守所的人在跟前，大夫改了嘴，妹妹說：我明白了，那肯定是看守所把病人送來晚了。那個大夫當時就火了，說：你別想從我們醫院套出什麼來，我不和你們說了。

3月13日，我們又去了看守所，要求先把死者冷凍起來，然後又到了市政法委，可是政法委都休班，我們又去了區檢察院反映了情況。

事情大體情況現在就了解這麼多。作為死者的家屬，對於妻子這不明不白的死，也不知究竟該找誰，反正一個好好的人被抓進看守所，這麼短的時間卻被折磨成病死了，如果這件事不能得到一個公正、合理、滿意的結果，我們將繼續上訪。同時，我也發出呼籲，希望中國的執法部門能夠秉公執法，立案調查，使得這一人命案能有一個公正合理的結果，也希望全社會所有善良的人們能伸出援手，幫助無辜的受害者，使得正義得以伸張。

徐承本

發稿：2004年4月10日    更新：200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