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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獄”到“天堂”:法輪功學員王玉芝跌宕人生紀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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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12月10日訊】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裏的每個情節,乃至每個人名,都是真實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堅韌的中國婦女,她叫王玉芝。

王玉芝是首位由加拿大政府從第三國成功營救到加國的法輪功學員。她於2002年11月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身處險境時得加拿大政府出面解救,當時阿聯酋迫於中國政府壓力拘捕她並欲將她遣返中國大陸。目前她已持加國特許簽證赴溫哥華定居。

堅韌的“囚徒”

隨著鎮壓的深入,謠言開始滿天飛舞。為了達到鎮壓目的,自焚、自殺、殺人,一樁樁血案開始栽贓到法輪功頭上,聳人聽聞的妖魔化宣傳滲透了國內的每一個角落。法輪功群眾在整部國家機器的宣傳攻勢下百口莫辯,他們被歧視、被抓、被打、被關。

這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打懵了我和我的功友們,稍微清醒後,我們開始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上訪申冤。然而信訪處很快成了專抓申冤的法輪功群眾的地方。

因為在打壓面前不願違心“決裂”,我曾兩次被抓,經歷了辱罵、毒打和關押。面對當權者的造謠,我選擇了直面和揭露迫害。2000年10月,我和熟悉的幾個學員一起準備了10萬多張關於法輪功的真相傳單,在幾日之內向全省發出。傳單在眾多身陷冤屈的法輪功群眾手中迅速傳開並撒向社會各個人群和角落,在老百姓中引起了轟動,驚動了負責鎮壓法輪功的最高領導人羅幹。省公安廳將此事定為11.01大案,我因此被公安上網通緝,照片、名字被貼在街道的電線桿上,懸賞5萬。後來我在2001年7月16日去銀行取錢時被銀行舉報並遭到逮捕。

當我第三次身陷牢獄,恍惚間我環顧命運,少年時代所經歷的文革如同幻夢,倏忽間又撲到面前。轉眼一看,我已是46歲,父親早年的命運又無情地回落到我的身上。

2001年11月我從哈市第二看守所轉到哈爾濱萬家勞教所,在這裏法輪功學員被毒打、電擊、上繩、吊銬、脫光衣服坐鐵椅、長時間不許睡覺。在極限的承受下我和一些學員開始集體絕食抗議。絕食的頭九天,沒有人管。白天因為有人聲,暈眩中還能感到人的活氣,夜晚到來的時候,是最難捱的,牢房裏除了刑事犯偶爾的磨牙和呼嚕聲,就只有我因為饑渴無法睡去的意識。到了第7、8、9天的時候,渾身象火燒一樣,在焦渴和虛脫中無法動彈。我默默地一分一秒地熬著,每一個長夜都仿佛沒有盡頭,又仿佛下一秒鐘就會結束,永遠結束……

九天後,他們開始給我灌食。第一次被灌之前,我看見一個姓尚的女學員,被他們抓住頭發往墻上撞,往地上撞,撞迷糊後,在沒有任何知覺的情況下,強行地插進鼻管灌食。插管時沒有任何消毒,就在洗手盆裏涮涮,然後通過鼻腔插入胃裏,往裏打玉米面加涼水。

灌完這位功友後兩個獄醫轉頭看著我,手裏拿著鉗子和器具,說,“你也看到了,你知道你將受到什麼待遇。”此後,我在監獄中的每天都在遭受這種“待遇”。每一位法輪功學員在灌食前都會被毒打到不能動彈,然後綁住手腳插管,因為要防止我們在極度痛苦下拔管反抗。

一天我在女病房裏聽到一個男人悶在臂彎裏的變調而絕望的哭聲,原來一位叫丁燕紅的功友的丈夫求盡了人情進來探望我,他們就當著這個男人的面給他妻子灌食,這個男人在痛苦掙紮的妻子面前抱頭痛哭。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沒有怨恨,可是聽到這個男人的哭聲,我禁不住淚流滿面。

有時我感到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同室的犯人睡著的時候,好幾次我一個人坐起,象石像一樣呆默著,我淚流滿面向上蒼詢問:“我還會活著出去嗎?”眼前除了黑暗,還是茫無盡頭的黑暗。其實我知道只要說一句違心的假話,只要照他們的意思寫個決裂書,然後去反戈一擊,去批判法輪功,我就能得到解脫。可是我從沒想過選擇這條路!

我不只是因為在法輪功中得到身心的健康而感恩圖報。對於一個遵循“真善忍”的佛家功法,它除了予人健康的身心,也讓千千萬萬的修煉人體會到“真善忍”的崇高和可貴。“真善忍”是人性的根本,超越人世利欲和炎涼。“善”者不比強者,可是善的力量可以穿越一切有形,直接打到人心最深處。“忍”不比暴惡,可是忍的力量包容萬物,化解一切暴力和攻擊。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說,真正的自由不是從外界,而是從“真善忍”的境界中獲得,從內心獲得。我們只要求一個公開的,堂堂正正的練習法輪功的權利。

在今天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中,我看到有這麼多平凡的老百姓站出來,直面暴力打殺。面對強權,選擇和平以對的同時,他們也選擇了不服從。如果信奉“真善忍”都有罪,人類還能剩下什麼?善惡難道不在人心,是靠強權來定性的麼?面對誹謗和迫害,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都在以和平堅忍的態度申訴著,堅持著。而我作為這千萬人中之一員,雖然身陷牢獄,但我知道千百萬善良的人們都與我同在。文革的苦難早已練就了我的韌性,面對眼前又一輪文革式的運動,在生命和良心面前,如果必須選擇,我選擇以生命冒險。

地獄般的治療

因為監獄的潮濕和骯臟,許多法輪功學員的身上染上了嚴重的膿包疥,渾身是膿包和血漿,嚴重的有桃子那麼大,白天疼痛難忍,淌膿淌水,晚上奇癢無比,整晚不能入睡。

記得曾有一個新來的獄醫,是個大學生,他在給一個學員治療的時候,按照醫療程序她一個一個地挑洗膿瘡。萬家醫院的宋院長看到了,走過來推開他,拉過這位學員,拿起一把鋼匙就往膿包裏刮……

每個生了膿包疥的法輪功學員都會被他們一個一個地強拖到一個封閉的小房間,按在地上,叫刑事犯用尖利的鋼刮刀、刮匙在全身挖膿包。刮匙在血肉中攪來攪去,被按在地上的人痛苦地慘叫著、哆嗦著,呻吟著,淚流滿面。刮完後又迫使這些血糊糊的人靠墻站著,用涼水沖刷。水管沖出的不是自來水,而是不知哪裏引來的汙濁的銹水。哈爾濱的冬天零下35、6度,黑汙冰涼的銹水和著膿、血,在不成人形的身體上流下……

總是有不同的學員從外面被轉進來,勞教所惡劣汙穢的環境使許多學員都染上了這種可怕的皮膚病。這種生不如死的“醫療”每隔幾天就重復一次,除此之外,還要承受每天的插鼻管灌食和管教人員的毒打。

萬家勞教所的所長史英白曾說:“為了對付你們我們已經使絕了招數了”。萬家的管教人員敢於如此,除了所長的唆使和縱容,也是因為有江氏集團層層包庇才有恃無恐啊。直到今天這五位女學員仍被關在勞教所裏,生死不知。

釋放

監獄裏的時間漫長得沒有盡頭。哈爾濱的冬天寒冷得沒有活氣,女牢窄小的玻璃窗上都是冰塊,沒有一絲陽光。如果突然有一個刑事犯的家人來看望,只要門□鐺響一下,大家都會非常高興。因為法輪功學員也都有家,有丈夫兒女。可是我們的家屬不許進來看望,除非絕食有了生命危險。我的丈夫和孩子哭著求了他們好幾次,也沒有用。

在萬家醫院絕食躺在床上的時候,通過靠街的窗口,我經常能看到我的親人在門口站著,低聲下氣地求他們。

一次我的兩個小妹從國外回來看我,在門口哭求,一直哭,一直不肯走。也許是天可憐見,突然天上下起了雨,她倆就穿著雨衣遮著臉混過了門衛,拿著許多東西,望裏疾步沖進來了。當時我絕食已經50多天了,看到後也不知哪來的力氣,我就從床上爬了出去,拼命抓著走廊上的護欄,我看著痛愛的兩個小妹,對她們說,“你們不要再給我東西了,我已經不吃任何東西了。”小妹看著我皮包骨頭的樣子,在走廊外面痛哭,我也在裏面哭,我說:“你們要幫我通過國際機構把我的事情曝光!”

面對無止境的迫害,我再一次選擇了揭露這惡行。我要申冤,直到生命最後一刻……2002年3月9日我開始堅持用餐巾紙寫信給萬家勞教所、市司法局、省公廳、市公安局等執法部門。用卷紙寫的信每封1.5米長,寫的時候幾次險被管教人員搜走。寫完第二天正巧司法局來人檢查工作,進到我的病房我就直接交給了她們……

信很快傳到各部門,最後誰也不敢每天給我灌食,怕我死在監獄裏。盡管叫囂迫害得很兇,但執行迫害的人也知道他們關押的是無辜的老百姓,他們也怕法輪功哪一天平反自己要遭報。護士們一起到院長那裏抱怨,他們也害怕法輪功學員意外死亡。

因為長期灌食插鼻管,使我的眼睛裏和鼻腔長期淤血、流膿,鼻腔已經全部堵死,眼睛也接近失明了。最後他們看我不行了,就說,你喝兩天白糖水吧,喝兩天恢復恢復就放你。我當時已經被折磨得沒有活的欲望了,我說,“放不放我你們看著辦吧。”我把兩個眼睛一按,手裏全是膿和血,他們嚇壞了,一言不發,扭頭就走了。

20多天以後我被釋放了,僅僅九個月的牢獄生活,我如同從地獄裏闖了出來。坐車回家時,雖然眼睛已經看不清東西,我還是扒著小車的玻璃窗使勁地看啊,人啊、路啊、街上走的狗啊、電線桿子啊,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開車的人說你都這樣了還亂動啊,趕快靠著休息休息吧,可我忍不住啊,我要看呀,我自由了!

登上加拿大的國土

五月獲釋出獄後,我在重新煉功後身體迅速恢復,眼睛也基本好轉復明。六月我在家人的幫助下到阿聯酋探親。可是又因在那裏的機場向當地中國人揭露法輪功的真相被中國使館的人盯上,當地警方在使館的授意下拘捕了我。使館的人告訴警方說我是危險的罪犯,並同阿聯酋官方商定要遣返我回中國。所幸命運這次眷顧了我,在加拿大法輪功學員的努力和加拿大政府的營救之下,我於11月上旬來到了加拿大。

過去三年所經歷的,如同一場噩夢,我今天終於從噩夢中醒來。然而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上,還在上演著成千上萬個血腥的噩夢。

因此在眼前這片自由的熱土上,我把我的經歷公諸於眾,不為自己,只為了國內那千千萬萬仍在慘遭荼毒的法輪功修煉者。

除了如實敘述自己所親身經歷的,我不想再說什麼。世事如戲,悲歡生死之後,是非善惡還有觀者評說。只勸那曾折磨過和正在折磨無辜之人的人哪,權力之外莫忘了公義,是非善惡自有人心為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