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莊嚴的精神歷程——《大學人文讀本》編選記

兩三年前，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曾經和一群朋友發起過一套《中學新語文》讀本，問世以後，在全國的中學產生了很大影響。接著，他們又提出了《小學新語文》和《大學新語文》的設想。《小學新語文》已經由浙江的一位教授領銜完成。華東師大的夏中義教授則將《大學新語文》演變為《大學人文讀本》的設想。

“人文”和“語文”一字之差，內含卻十分不同。語文大體不超出文學和語言學的範圍。“人文”卻涵蓋整個“人何以為人”的問題，比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文學科文、史、哲的面還要寬得多。人文讀本不能只是單純的美文薈萃，而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全方位的思想寬銀幕。面向整個人文視野的大學課本，此前還從來沒有過。

夏中義的設想，得到了廣西師大出版社的支持。接著，八位高等院校的教師和兩名多年從事編輯工作的學者，以民間自由結合的方式，組成編委會。由於是自願結合，沒有行政隸屬關系，大家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充分爭鳴，通力合作。用八個多月的時間，編成了這部書稿，出版社又用三個多月，趕印出來，歷時正好一年。

這套書的結構是夏中義提出來的，第一卷《人與自我》，第二卷《人與國家》，第三卷《人與世界》。每卷十章左右，卷與卷之間，章與章之間，形成一個內在的邏輯。編委會贊同這種編排方式，大家共同討論，確定了大約三十個主題，然後圍繞主題選文。經過反復篩選，形成了現在的書稿，總篇幅100余萬字，選文200余篇，共分28章。先有主題再選文章，比先有文章再分類難度大得多。但這樣編選，畢竟有一些特色。

我們選文的作者大致有三類，一是外國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和政治家；二是已經去世的中國現代思想家和文學家；三是目前正活躍著的中國作家、學者，比重大約各占三分之一。我們通過這種安排，達到經典性、現實性和可讀性的平衡。

每章後面都有編委寫的旁白。叫旁白而不叫導讀，是想表明編委和大學生之間是一種平等切磋討論的關系，不是居高臨下地灌輸，不是以即定的結論約束讀者的思考。

我在和幾位編委一起工作的時候，經常沈浸在一種莊嚴的感覺中。我們覺得，自己是在為大學生架設一個思想平臺，請他們在這個平臺上感受人類文明脈搏的跳動；自己又是鋪設一條管道，為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和一代青年學子之間，進行著精神的溝通。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了。20多年來，中國知識界思考了什麼問題，總結了什麼經驗教訓，從國外引進了哪些有益的思想資源，又從我們民族的歷史中發現了什麼有價值的精神遺產？我們都想在這套書中得相對集中的體現，讓它成為一道豐盛的精神套餐，奉獻年輕的朋友。

這項工作剛剛展開的時候，就遇到了“911事件”。當時出現了許多大學生幸災樂禍的情況。雖然，隨著事件的進程，許多學生的看法有所調整，趨向理性。這種第一反應，也讓我們這群編委痛感當今中國教育的人文缺失。當今的教育，以及輿論宣傳，不乏國家主義的灌輸，不乏民族情緒的煽動，但有多少關於人性、人權、人的尊嚴、生命的可貴的內容？有多少關於和平、寬容、非暴力、反恐怖的內容？有多少關於民族和解、人類共處，化解仇恨，制上戰爭的內容？答案是讓人失望的。剛剛走出大學校門不久的青年學者余傑說：“我們的高等教育沒有賦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義上的‘公民素養’，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底線’，文化意義上的‘道德情懷’和心靈意義上的‘愛的能力’。換言之，我們的高等教育僅僅解決了知識的傳播的問題，而沒有告訴學生如何尋找‘人何以為人’的答案。”余傑說得不錯。這件事，增強了我們編好這套書的使命感。

現在，中國就業競爭越來越激烈。中國大學教育工具化，實用化的傾向日甚一日。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目的就是獲得較好的就業崗位，擠進社會強勢階層。家長供孩子大學，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政府、校方、家長、學生，幾方互動，把大學教育變成了一種利益交易過程。但是，不論回首中國20世紀上半葉，還是放眼發達國家，那些真正優秀的大學都不是單純的職業培訓所，而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燈塔和思想發源地。一個合格的大學生，不止要掌握專業知識，還應當具有知識分子的情懷，以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為己任。我們知道，光靠這套書，扭轉不了中國大學教育工具化、實用化的傾向，承擔不了構築民族精神燈塔重大的使命。但我們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表示自己的態度，做出一份努力，多少起一點作用。

我們這個編委會的知識結構是不完整的。大家的知識背景集中在文史方面，有許多領域，我們是不熟悉的，我們的視野是不到位的，只好邊學邊幹。有的朋友提出，這套人文讀本，沒有收選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是一個缺點。我個人覺得這種批評有道理。由於時間倉促，有些註釋不完整，體例上也不夠統一，這些都將在第二次印刷時加以改進，使這套書得到提高和完善。

（《大學人文讀本》已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轉自學而思


發稿：2002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