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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不容回避的中共器官移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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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于3月29日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讳地揭示出近年来中共器官移植中不容回避的种种疑问,并指出法轮功学员或已成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文章呼吁并强调,中共器官移植的规模及器官来源令人震惊,是国际社会不容忽视和亟需面对的问题。以下是该文的部分译文。

中共器官移植问题多年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近几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声称正在努力建立自愿性器官移植系统;上个月在梵蒂冈举行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一名中共器官移植高官甚至公然重申: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经取消了囚犯器官的使用,现在只使用自愿捐助者的器官。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这诚然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好事。然而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同时,中共官方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这些误导性声明,以及它在此问题上一贯采用的保密和不透明的作法,表明它的说辞根本上是不足为信的。此外,中国器官移植这些年经历的爆炸性增长,也引发了人们对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及滥用问题的各种担忧。因为有滥用行为,掩盖和造假自然就成了必要的手段。

不可信的中共官方移植数字

首先应该看到,中共官方的器官移植数字是不可信的。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在上月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表示,从2011年到2014年,共有2,342人死亡后捐献了他们的肝脏。

然而,不到一个星期,黄洁夫在接受大陆澎湃新闻网(The Paper)的采访时称:“2011年-2014年,公民死后捐献的肝脏器官是1,910例。”

这两个数字,先后竟相差18%,不可能都是真的。自2013年9月1日以来,所有的移植都必须登记在一个被称作中国器官移植反应系统(COTRS)的中央数据库中。然而,在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整理中我们却发现,由黄洁夫或其他官方提供的数字至少有十处出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如此不一致的供体数据表明,这些官方说法和提供的数字是不可信的。

有问题的移植量

鉴于中共高层移植官员给出的数字不可信,调查人员不得不诉诸其它多种方式,来估算中国境内器官移植的实际数量。

例如,从公开的报告中,可以查看有关医院移植病房床位数量,床位的利用率,然后再结合肝脏或肾脏移植病人平均住院时间,据此可大致估算这些医院的相关器官移植数量。

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为例,它建于2006年底,当时计划设500个床位,不过现在可能已多达700个床位。根据官方资料库和天津官方媒体的报导,2008年肾脏和肝脏移植的床位使用率为90%;到2013年,整个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131%,这意味着,多余的患者可能被安置在附近酒店内,或医院新增了更多床位。按照器官接受者平均住院一到两个月来计算,仅此一家医院每年移植数量就有数千例之多。

中共媒体的报导也为移植量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比如,从对两篇官方刊物的比较中发现,2011年至2015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每年进行大约1,000例肝移植手术。而从2011年的肝移植注册系统等其他官方来源显示,中国四分之一或12%的肝移植是在这家医院进行的。这意味着全国每年进行4,000到约10,000例肝移植,是官方数字的很多倍。而肝移植数据只是全国总移植量的一部分。

目前,要想直接弄清中国真实的器官移植数量还很困难,但我们从现已获取的间接数据中却不难发现,中国器官移植持续多年的庞大规模以及它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器官来源,都是十分令人担忧的,远非中共官方刻意宣称的那样。

2000年以后,中国器官移植业爆炸性增长

早在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器官移植业可言。从1980年代到2000年底,据报累计的肾移植手术总量是34,832例。然而从医学教科书提供的数据看,2000年以后的短短4年之内,这个数字就爆炸性地增加了至少27,141例。

据中国财经杂志《财经》称,从1993年2007年,中国肝移植数量就增加了400倍——从6例增至累计14,000例。

但即使是这些数字也是远低于实际数字。因为它们仅来自中共官方对少部分医院的注册登记和统计报告,所以只代表总体的一部分。比如,肾移植数据来自106家医院,而于2005年2月成立的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LTR)则只由25家医院组成。事实上,据中共官方来源称,至2006年,中国已有超过1,000家医院进行器官移植。

中共官员也曾公开谈论移植业的迅猛发展。“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南方周末》引述广东省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的话称,“2000年的肝移植数量是1999年的10倍,而2005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

器官移植业呈现年年不间歇增长的强势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促使死刑犯案例从一万例下降到几千例。美国非政府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也显示出中国死刑犯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年,被处决人数下降到2,400人。

与之相反,中国器官移植业却呈现年年不间歇增长的强势。在此仅举数例:

*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新移植中心大楼投入了100%的全负荷运作。该大楼有17层,500个床位,费用由当地政府支付;

*2007年,华北制药集团(North China Pharmaceutical)获得280万美元(2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政策贷款,专门用于一系列免疫抑制剂(几乎由器官接受者专用)在河北省的产业化生产;

*2008年,积极参与中国器官移植的主刀手郑树森,在获得大量肝移植临床经验后,成功地突破可接受手术的肝肿瘤最大尺寸的极限,使符合手术条件的肝移植患者人群增加了52%;

*从2010年到2012年,北京309军医院移植中心的床位从316个增加到393个。这家医院称,它的移植中心是其最赚钱的收入来源,从2006年的3,000万元(450万美元)暴涨到2010年2.3亿元(3,400万美元),收入增加了近8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中国整个移植业的迅猛发展,与可用死刑犯逐年下降的趋势截然相反,几乎是毫不相干的。

人们不妨要问:如果用来移植的大量器官不是来自死刑犯,那么,它们究竟是来自哪里呢?而这,已成为当今政治上最敏感、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令人不安的器官来源

自2015年以来,中共声称一直以自愿捐献者作为器官来源,尽管自愿捐献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此前,即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官员曾声称,器官是来自死刑犯,而在2005年以前,中共一直是矢口否认这一点的,2005年却突然改口承认了。

鉴于死刑犯器官无法解释中国移植业的增长轨迹,研究人员向人们揭示其背后更为隐秘的真正来源。

例如,有些研究人员指出,真正的来源主要是良心犯。他们包括新疆维吾尔人、藏人,还可能有地下基督徒,但绝大多数为法轮功学员。当然,其他被打压和被边缘化的中国公民也可能沦为受害者。

自由之家在上月发表的中国宗教自由报告中说,对现有资料的审查后发现,“有可靠证据显示,从2000年初开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拘留、被大规模地摘取器官而惨遭杀戮。”

自由之家还补充说:“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子大规模地被消失,维吾尔政治犯被例行验血、以及藏人和维吾尔人在拘押期间神秘死亡等等,这些报导应该足以向人们发出警讯,即这些群体也可能成为强摘器官的受害者。”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已对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表示谴责。

中国器官移植的增长轨迹和法轮功被镇压在时间上高度吻合:1999年7月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被关押,仅仅6个月后,中国器官移植业便进入了爆炸式的飞速增长。这绝非巧合。在死刑犯来源枯竭之际,法轮功学员这一来源可解释器官移植的持续增长。另外,有大量证据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包括记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他书中收集的数十例案例,记述了对在押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详细验血和器官检查。

要把现有证据完整地记录下来,可能需要数百页篇幅。然而,一些最令人不安的取证却是在中共官方文献中被发现的。

例如,郑树森,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移植外科医生之一,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CACA)会长。这类协会由中共在2000年成立,旨在诋毁法轮功,并监管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性思想转化。

为什么一位中国知名肝移植外科医生和移植官员也深度卷入了反法轮功运动呢?2009年,郑树森在一本反法轮功书籍的序言中,极力诋毁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其极端措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令人感到不安。更何况他是因做了大量肝移植手术而知名的“高产”外科医生,目前正面临强摘器官等指控,他的这些话就格外令人担忧了。值得一提的是,郑树森近来在《国际肝杂志》(Liver International)一篇论文中就器官来源撒谎、造假,导致该杂志近日发表声明,撤销他已发表的论文,并终身禁止向该杂志投稿。这令他声名狼藉。

作为中国移植界的主要参与者和高层领导,黄洁夫也在2001年发表过类似的诋毁和仇视法轮功的言论,并表示对法轮功决不能手软。

综上所述,2000年中国移植系统出现快速而原因不明的增长;2007年后在死刑犯减少的情况下,移植活动却出现强劲的增长;对在押法轮功学员进行系统性的验血和器官检查;维吾尔族年轻男子失踪及对维吾尔政治犯进行验血;植移医生和植移官员参与反法轮功运动......面对所有这一切疑问,中共当局从未提供过任何解释,相反地,却把它们一概地斥之为是“荒谬的”。

鉴于黄洁夫现在又在国际医学论坛明显撒谎、提供假数据,而不明来源的器官移植仍在中国继续......找到这些疑问的答案实在是一件很紧迫、刻不容缓的事情。

而允许由国际医疗检查员突访移植医院、公开医院的移植数据,则是找到这些答案的良好开端。

(来源:http://thediplomat.com/2017/03/chinas-organ-transplant-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