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浩劫（十四）：清华学子血与泪（2）

二、受学生欢迎的副教授被迫流亡美国

前清华大学副教授须寅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须寅一家三口脱离中共封锁，成功赴美，并于当天下午抵达芝加哥，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多位原清华大学同事、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中秋节之际，须寅在海外接受采访，道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非法抓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期间的遭遇。

须寅教授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土木工程系研究土木结构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书育才十三年。在刚开始教书时，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一个本科毕业年级的级主任的工作让须寅教授本人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算下来半年的时间干了一年半的工作量，连他的导师都看不过去，更何况须寅全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没有住房，孩子刚刚出生等等因素让这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特别的累，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须寅教授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接触到了法轮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天黑都不知道开灯，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

修炼法轮功后，须寅教授觉的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等荣誉，在多个学期结束后的学生给予的评估中获全系最高分，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须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还在教学综合评估中总分连续几个学期获得全校的前5%。在清华大学，每当一个老师的课程评估的项目获得本校的前20%后，可得到一个“笑脸”作为鼓励，有一个学期结束后，土木工程系三十几个上课的教师共获得了三十六个笑脸，而须寅教授一个人就得了十一个，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被同事们称为不折不扣的教学“得分手”。

中共开始非法打压法轮功后，这个兢兢业业的教授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组织：校六一零办公室。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各个院系退休的党委书记组成，再加上本系的党委书记，天天轮番的都是中共的宣传，还莫名的给了须寅教授一个“工会体育委员”的头衔，不时的以开会为由看管着他，特别是到了所谓的敏感时期，须寅教授说：“有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开会，回家才知道原来是什么十六大召开，后来我就直截了当的把他们的这个把戏说穿。”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象往常一样，送走女儿上学后，须寅本打算开始准备出全国研究生考卷，突然，二十几个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闯开未锁的防盗门，进行搜查。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就翻箱倒柜，翻出法轮功的书籍；然后，竟拿出空白的“讯问令”和“搜查令”，当场填写，并以此将须寅教授和妻子拘捕。

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天后，经须教授据理力争，以孩子无人照顾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却被非法关进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国家安全保卫处”的人提审。因须寅教授曾义务担任清华大学炼功辅导站的副站长，因而被非法劳教两年。有的警察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抓人是有指标的，抓刑事犯有危险，抓法轮功没有任何危险，还有奖金。”“我们现在抓人也是为两年后的奥运做准备，就是要营造这种气氛，你就是在奥运会之前被放出来，你也不敢动。”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须寅教授被非法关押在了团河劳教所。须寅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

“刚开始警察把我和盗窃、抢劫、毒贩、杀人等犯人关在一起，在不到十八平米的房间里，关了三十六到三十八个人。人挨着人、肉贴着肉侧着睡，头对脚、脚对头，一点空间都没有，如果夜里上厕所，回来后就没有睡觉的地方。很多人共用一个牙刷刷牙，一个毛巾洗脸，冬天洗澡就用刺骨的凉水，每天上厕所都受到限制。两个人共用一个碗一个勺吃饭，就是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这可能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

“我被囚禁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期间，单独关押在小号被迫用固定姿势坐小板凳面壁，有两个包夹专门看管，不让动也不能闭眼。这种体罚一般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就很难忍受了。警察强迫我每天这样坐着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历时八个月之久。每天只让睡很少时间，致使我的肉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痛苦、疲惫和紧张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多个警察还车轮式的用污蔑法轮功的谎言轮番给我洗脑，企图迫使我放弃信仰。在那里每天都感觉是度日如年，那种痛苦程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当提出抗议，他们竟然说：‘我们没有打你呀。’

“警察还强迫我做奴工。中共送给出席奥运会的世界各国名流、政要的礼品的包装盒，就是我在团河劳教所被关押期间，警察强迫我们制作的奴工产品。”

在劳教所与家人通信受到严格限制，有劳教所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就扣押了。家属的来信都全被先查看，并用家里的来信作为诱惑。须寅教授回忆说：“当时父亲有病，他们就拿着信说家里有事，想不想打电话问问啊？我当然想打电话问问了。他们就说，你只要写‘保证书’，电话随便打。在那个时候，这真是个诱惑。但我知道，那种不炼功的保证只是第一步，写了保证就得写‘揭批材料’，就是骂法轮功啊，最后每一到两个月还得进行什么考核，关于法轮功的选择题，合格后才能减期，这就是所谓的‘学习程序’。”

“我就是不走这个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为我是重点对象，警察还暗中指使‘包夹’折磨我。‘包夹’就是被关押的看管法轮功的普通犯人，在劳教所里，一点点恩惠就是极大的诱惑，包夹也不例外，所以警察的指使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的对待我们。我当着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夹’对我干的所有坏事就是警察干的。”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须寅教授被释放出来后，清华大学强迫其再写认错和不炼功的声明，否则不续签教书合同。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只好放弃了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权利，携全家妻小来到美国。

三、被酷刑迫害致死的袁江

袁江

公元2001年8月30日，在甘肃省敦煌市附近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一名男青年被军警抓走。立即，他的被捕震动了当局，在兰州市白塔山的绿化基地里建起了秘密“监狱”，并拉来两大车刑具。随后的两个月便是酷刑拷打，多方位折磨…但警方始终未能达到目的。

后来，这位年轻人在遍体鳞伤、长期绝食的情况下竟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但走不远便体力不支，勉强爬进一个山洞就不省人事了。在西北寒冷的天气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而山洞外面，甘肃省动用了两千军警，地毯式地将兰州市翻了个过儿。在军警搜捕行动后，他爬出大山，摸黑进了一户人家。然而他的伤势太重，远远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在高烧昏迷中他坚强地挺着，终因多处内伤发作，于2001年11月9日不治而去了。

他的名字叫袁江，29岁，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学校高级教师。袁江于1995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曾经因病休学一年，清华大学早期的法轮功学员之一。回到甘肃后，成为甘肃省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以及兰州市电信局所属的信息技术工程公司副总经理。他是市电信局公认的任劳任怨、一心奉献的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

袁江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巨变，他乐呵呵的样子给许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毕业回到兰州后，就积极在当地和周边地区传播、洪扬法轮大法。据当时看到的人说，当时袁江每天早上在西北师范大学偌大的操场上炼功，很长时间只是一条横幅一个人，但他坚韧不拔地继续着。也就是短短的一、二年时间，仅兰州市区的大法修炼者就达到了数万。98、99年，西北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激增，书籍、资料奇缺，袁江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又托运、邮寄出去。

酷刑演示：悬空吊起

1999年迫害开始后，袁江因不愿放弃法轮功信仰被解职，改任技术总监。袁江于2001年1月被迫出走，2001年9月30日在甘肃敦煌附近被捕，当时因没有身份证而在一辆班车上被抓。袁江被捕后，甘肃省公安厅的打手们迅速麇集，光刑具就拉了两车，酷刑折磨他近两个月。邪恶之徒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将袁江以“大”字形吊铐，大打出手，最后看见他确实不行了才放了下来，但仍给他戴着手铐脚镣。

袁江自行解脱了手铐脚镣逃离了魔窟。那是大约10月26日的事情。由于长期被邪恶疯狂迫害，袁江遍体鳞伤，加之长期绝食，身体极度虚弱。袁江艰难地潜出了魔窟，行走不远便体力不支，他钻进了一个山洞。在西北十月末的这个山洞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

而山外面，邪恶动用了两三千军警，在兰州各交通要道、车站进行盘查，将兰州市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进行了非法搜查，并波及到其他县、市。有的家门被撬坏，甚至有一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逼从四楼跳下，摔坏了腰、腿。

后来，袁江坚强地爬出山洞，到了一位学员家。在那里，一直挺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作，不治而去了。当地一位学员回忆见到走出魔窟后的袁江的情景时写道：瘦得几乎脱了相，要不是同修指引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你！你两眼微睁、口鼻流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那个时刻我脑子一片空白，泪如泉涌、心如刀绞，我强忍着悲痛，摸了摸你的额头已冰凉，拉了拉你微发硬的手，再看看你的腿，我几乎昏过去。你的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根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象干瘪了的枯树枝……

袁江去世后，公安紧接着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袁江的法轮功学员相继被捕。他的父母亲也遭严密监控。兰州大法学员于进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因帮助袁江，再次被绑架，二零零三年底与妻子夏付英一同被非法判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家人接回，身体虚弱，不能吃东西，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离世。

   更新：2016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