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四）（图）

【明思网】揭开“劳教”之谜 认识自己可悲之处

后来我从劳教所被释放后才发现这个“劳动教养”里面的奥妙可大了。“劳教”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禁方式，不经法庭审判，由公安局申报，地方政府批准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到三年，被剥夺自由的人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名义上说，被判劳教不服的可以申诉。但你要真以为可以申诉就太幼稚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到劳教所、扒光衣服、电棍加身了。在外面你都没机会为自己辩护，在劳教所里更不可能了。反正，我只看到劳教所里使用一切高压手段逼你认罪，没看到过任何一例申诉成功的。

那么同是剥夺自由，劳教和经法庭判刑有什么区别呢？在宣传上，和中国的教科书里对劳教的解释是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被判刑的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可是我亲身经历可一点也没体会出“人民内部”来，出来以后了解了其他地方的情况，我才知道劳教所整法轮功比那些关押经审判判刑的监狱还狠，在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出了不少迫害致死的人命案。还有一点明显解释不通，经法庭审判可能只判一年，而劳教最多可以三年，还可以延期一年，就是四年。而且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期满不释放，投入洗脑班，呆几天然后再次劳教，成了无期徒刑了！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分明一点儿也不轻！

实质是怎么回事？“劳教”其实是当今奴役中华民族的这个暴力流氓集团为具有任意剥夺人自由的特权，来打击异己而超越法律规则，而发明的一种完全违背法律的暴力统治方式。因其违法的实质，它一经发明就极力地伪装，反而以处罚轻微犯罪和人民内部矛盾为名，从而以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得以存在，而且也是贯穿在整个中国宣传和教育体系中，从小灌输全国民众认同。这是这个流氓集团蒙骗全中国人多年的又一弥天大谎。一般的人不会注意它，不知道也想不到去追究它的来历、用意在哪里。这是这部暴力机器体系中最奥妙的部分，是杀手鉴。是这个暴力流氓集团的暴力性、违法性、邪恶性的集中体现。

挨整的人一进劳教所就会看清楚，这部暴力集团实质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劳教所恶警为达到整人的目的，会教唆所有需要动用的劳教所内的社会流氓来整法轮功学员。在新安劳教所，恶警教唆那些十几岁的少年犯来整我，我念书的年头比他们的年龄都大，他们这样教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出去以后会成什么样？会怎么看待社会和政府？是谁在祸害中国社会？

其实平常劳教所关押偷盗、抢劫、吸毒人员，只是为维持这个违法的剥夺人自由的方式有一个得以存在的借口而做的姿态，同时积累暴力整人的经验。等运动起来了，要整人的时候，比如“文革”整知识分子，现在整法轮功，这才是这个杀手□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它的发明者深知他们的整人是无法面对法律的，是见不得人的、完全非法的，根本没法拿到法庭上说的，那么就以处罚轻微违法行为为名，瞒天过海地保留了这样一种可以可以任意地抓人、监禁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暴力手段。

我想起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候的一件事，那是八三年，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厉的一次所谓“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这事和我也没关系，但当时听有的同学说“风声非常紧”，晚上三五个人在街上走就可能被抓。有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去长春地质学院前面的广场看公审犯罪分子，我当时对审判毫无兴趣，但我注意到了，当时那些被审的人真的想电影里一样五花大绑，被两个警察在两边架著，低著头。那是冬天，东北最冷的时候，我十二岁，被迫在广场上站了整个一下午，都冻僵了。现在当我亲身经历了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回想起这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流氓集团其实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严打”其实是他们在积累暴力经验，而公审是在威慑民众，让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得见识被政府当成对立面有多可怕。我简直郁愤得要吐血了，因为我回头一看我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被欺骗、恐吓、和污辱的过程。

在劳教所的残酷肉体和精神迫害中我真切的体会到了我多年上学所学所背的一句话的真正意思。这句话我从上初中的时候，政治课本上就叫我们背，说我们国家的国家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说实在的，经过那么多考试，背了那么多年，到我从清华大学毕业也没仔细考虑过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底对不对。我心里想的就是，让我背我就背，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反正跟我无关。政治课本对此的解释就是人民对少数犯罪分子的专政。反正也说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治阶级，行啊。就这样，“专政”这个一向代表暴政和不人道的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制度的定义里，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被洗脑灌输认同它，认同暴力，认同对同胞的迫害。

不过这现实和书上说的还是相差太大了吧，我没犯罪啊，我们被抓的的都是主流社会民众，是这个社会受过最好的教育、最安分守己的人，人们经常说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这样的人被当成“少数”来专政，那还剩谁是大多数？谁是统治阶级？我惊诧觉得搞错了的时候，细想也不奇怪，其实我自己才可悲，是我自己认同了它，认同这个系统整任何人。想起来，我认同“专政”这个词的时候完全是盲目、不理智、和不负责任的。当我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事不对，而且不是和我无关，这可不是写在书上背著玩、无所谓的事。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暴力的、错误的机制被认同下来的时候，那么它用在谁身上不过是当权者一句话的事了。也许今天没轮到你，但也许明天就轮到你。只要说你是“极少数”，是“人民的对立面”，这套整人的暴力机器就在全国人民的认同下加在你身上了，历次政治运动整的都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来打击“极少数”。

重获自由 情感复苏 始知爱尔兰的营救

2002年3月，我离开了被迫害一年十个月的北京劳教所。说实话，当我迈出劳教所大门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没有喜悦，没有想将来要做什么的打算。在我离开前两星期的那次蓄谋已久的电击折磨中，我的精神已经被强奸了，一个人精神的自由被剥夺了，肉体的自由已经毫无意义了。

而且那也不是自由。从我被释放开始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次，我哥开车带著我出去，看到后面一辆轿车从家一路跟著。一天，我父亲、我还有我侄子去商场，我父亲骑著三轮车，我抱著我侄子面朝后坐在后面，后面一辆轿车走走停停，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一直跟著。在官方的刻意封锁下，我当时不知道国际社会对我的营救活动，本想陪父母多呆些天，可是我发现我这样被监视只能带给他们压力而不是快乐。

有一天我回家稍微晚了一点，一进门感觉气氛很压抑，原来家里人都以为我又出事了，他们的压抑心情压得我侄子直想哭。我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在国内那几天吃不香、睡不好，怒火压抑在我胸中，我的胸快炸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的是真正的精神的自由，我迟早要彻底地揭露他们！我不知道当局会不会让我出境，我决定试试，于是让我哥帮我定了机票。我出了劳教所在家呆了十天后，我父母到机场送我，分手时跟我说，“如果这次能出去，就永远别再回来了。”

我回到了爱尔兰之后，看到海外法轮功如火如荼的发展，许多西方人也在修炼法轮功，各界给予了法轮功很多的支持。对于我个人的情况爱尔兰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许多我所在三圣大学的同学跟我讲他们曾参加过呼吁释放我的游行，为我寄过请愿信。我收到很多件他们送给我的当时他们游行时穿过的印著我的照片的T恤。我看了他们当时游行集会的录像，他们在中国驻柏林使馆外用中文不停地呼喊“释放赵明”。

三圣大学学生呼吁释放赵明

我们校长跟我说他参加朱熔基来访时的晚宴时当面递交了两封要求释放我的信。在朱熔基总理和爱尔兰总理阿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好几个记者提关于我的问题，爱亨总理对记者说他已在和朱熔基的会谈中向朱总理提出了我的问题。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马丽。洛宾逊女士曾是爱尔兰总统和我所在的三圣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她也向中国提出关于我的事。在如此众多、友善的人们的关心支持中，我从理智和逻辑上知道他们这么做很难得，应该感谢他们，但我就是感动不起来，我只是在应酬。在劳教所的电击折磨、肉体煎熬、精神迫害后，我在情感上完全是麻木的。

赵明归来新闻发布会上，"赵明之友"委员会成员伊丽莎白．德路宣读三圣大学校长约翰．海格提教授的致辞。

为欢迎我回来，三圣学院研究生会、国际特赦和法轮功学员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在记者会上说：“回忆那些经历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人们真相，因为许多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国遭受著迫害”在那一刻起，我胸中压抑的怒火才得以缓解，因为这是我真正的自己本愿发出的声音。

前不久我才有机会静下来想一件事，爱尔兰人为什么这么帮我呢？这在我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我原来在三圣大学的生活圈子很窄，许多学生根本就不认识我，还有那些人权组织的人，他们一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赵明之友”，定期开会协调营救我的活动，还设立了专门的网站来公布有关信息。他们图什么？他们有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他们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

在我回来之后，接触了一些曾为营救我做了很多努力的国际特赦爱尔兰分部的人，才渐渐地了解人权的概念。其实他们不仅在帮我，他们也在帮助各国受到各种人权迫害的人们。有一次他们让我作为被成功营救的人在他们的一个活动上发言，那次活动他们给全爱尔兰加入国际特赦25年以上的成员颁奖，有的人都七十多岁了。

还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中学生国际特赦成员的活动，给这些中学生讲我的经历。组织者担心这些孩子坐不住，让我尽量缩短发言时间。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很静地听我讲，我讲完他们提问，问的都是和采访我的记者问的一样的问题，表现得很成熟理智。就是说在爱尔兰这个国家有长期的人权教育基础，在公众中有坚实广泛的人权理念。

人权在这里被认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当然政治家也维护人权。从没有中国那种概念，你要求人权就被扣上有政治图谋的帽子，说你要夺取政权。我在被迫害以前我只想怎么用自己学的知识赚钱养活自己，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也不管。在经历这场迫害之后我才开始从人权、人性的基点上回头看我以前在中国的生活，看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

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赵明被营救回爱尔兰，和三圣学院的朋友们一起春游。

回到三圣学院，系里提供奖学金供我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包括我的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用，还是原来的导师，原来的实验室，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我原来自由平静的生活又恢复了。但在我的祖国还在持续的这场残酷迫害使我无法若无其事地平静生活，我的朋友们的死一次一次地撞击著我的心。

我一回到爱尔兰就在明慧网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大学同学袁江。袁江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在他毕业前，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一起炼功，毕业后在兰州邮电局下属的一个公司里，他是出色的通讯工程师。他在兰州被警察折磨死了。

袁江

赵明的清华同学袁江，遭受甘肃省公安厅长达一个多月的酷刑折磨后，于01年11月辞世，留下年迈的父母（其父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其母是某学校高级教师）。

回到爱尔兰几个月后，又一个我认识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潺被迫害致死。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山东被警察拘捕，九天后就被折磨致死了，生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明慧网记录的死亡数字一天一天的增长著，我知道中国的情况，能够核实的死亡消息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年轻，那照片上的一张一张的脸，都那么生动真实，它们都是守法的公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就这样无辜地被剥夺了生命。

赵明的朋友王潺

我决定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请一个月假到欧洲各国旅行，以我自己的经历告诉各界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次旅行我到了丹麦、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五国。我的旅行是所到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给我买的机票，在所到各国，我在各国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约见当地的媒体、人权组织、议员，以我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在所到各地媒体做了广泛的报道。

在丹麦的时候，正赶上亚欧经济会议，亚欧各国首脑齐聚哥本哈根。我在这期间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讲我被迫害的经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讲完后，听众中有个中国人(“中国人权研究委员会”来参加此论坛九人之一)起来用英语提问，他说他来自中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想问我一个问题：“在你被释放之前写过什么东西？”然后还特别提醒我，“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共产党派来的，想阻止我揭露迫害真相。他问完之后，我从第一排听众席上站起来接过话筒，我说：“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接著我讲了在我被释放前劳教所警察酷刑逼供，违心放弃修炼的经过。我说：“现在的赵明是在自由状态下发自本愿地说话，我借此机会郑重声明我当时在团河劳教所酷刑折磨下所写下的东西是违背我本意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受到折磨和精神迫害的证据。”我看著提问的人讲，讲到这我看到他表现很窘迫的样子。

后边的事更令我吃惊，观众席里呼呼地站起好几个中国人来，纷纷要发言，这是论坛，听众是允许发言的。他们看针对我的问题没有得逞，就开始纷纷谈什么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了，要维持安定的环境。有别的法轮功学员回答他们，我就坐下了，我感到啼笑皆非，也感到很可悲。

在欧洲一个小国的NGO会议里，提问的和回答的都是中国人，用的都是英语。难道不迫害法轮功就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吗? 还是一个政府发展了经济，人民就得甘认被其迫害了呢？我也看出来，这些人在讲话中已经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支撑他们的理了，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了，就是在以所谓的爱国主义为借口硬说了。

会议结束后，我走到后面和第一个提问的人握手打招呼，我说：“你这么大老远从中国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么个问题吗？”“你们在政府里做事的人其实心里最清楚，你们最清楚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无辜的，你们也清楚你们是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这还使我想起来当我刚回到爱尔兰时，翻看在整个营救我的过程中爱尔兰报纸的报道。我这件事情引起了爱尔兰全社会的关注，有很多报道。有一篇2002年初的报道，是关于爱尔兰外长访华的。报道中说爱尔兰外长从中方得到确认，我将在当年三月被释放。后面还有这样一句，“中国政府说我已接受了充分的再教育。”想起这句话让我恶心得想吐。我看到这个流氓政治集团一丁点都不掩饰自己是流氓，他们敢把自己违法酷刑逼供得到的东西拿到国际上来炫耀。可见他们历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强奸民意、精神迫害使他们已经把这当成顺理成章不以为耻了，还以为自己真的还能控制人心。我现在就要用我的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的“再教育”。那是酷刑，是强制洗脑，是精神强奸，他们的再教育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

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事情，看似只是一场争论，其实也不简单。我只是一个学生，被迫害了，我当然要揭露这场迫害，这个流氓政治集团为了我一个学生竟然不惜耗费中国纳税人的钱派一个代表团来扰乱国际会议，企图使我缄口，可见他们多么怕国际社会知道真相。我所说的事情只是在我的经历中体现出的这场迫害的一例而已，其实在背后都是广泛实施的一类这样的事情，意味著一个来自高层的全国性的迫害政策和一笔巨额的资金投入。

在海外，有一个时期，这个流氓政治集团派来的人活动很猖獗，有好心人也提醒我要注意，我也知道这个当年敢当著全世界开著坦克进北京杀人的流氓政权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什么不测，那一定是中国这个迫害法轮功的流氓集团所为。可是今天这个流氓集团对国人的迫害也残酷到使得民不畏死的程度，如果我不是今天有机会把真相讲出来，我的精神在劳教所被释放前的那次酷刑迫害中已经就逝去了。现在，我在明慧网上已看到四位(1。袁江，29岁，通讯工程师；2。王潺，39岁，银行干部；3。张允弈，30多岁主治医生；4。白晓钧，见下图，35岁，吉林省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哲学硕士；)我认识的朋友或我朋友(白少华，白晓钧之弟，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的家人被迫害致死了，我既然今天还活著，只要迫害没有停止我就绝不会停止揭露它，宁可在揭露迫害中而死，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白晓钧，我朋友白少华的哥哥，2003年7月受种种酷刑折磨，被打死。

（待续）

发稿：2003年11月15日    更新：200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