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千古家教聖經：詩禮傳家、重德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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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流》正見周報編輯

中國古人非常註重家風、家教，註重對子女的德性培養，以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向道、向善等理念正面引導，“重德修身”成為各家家訓的核心內容。古聖先賢們對子女的仁慈關愛和嚴格要求，使其在任何時候能夠擇善而從，走正人生之路而無怨無悔。古人家教的智慧，為後世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孔子：“詩禮傳家”

孔子是中國春秋時的思想家、教育家，相傳他有三千學生。《論語・季氏》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他的一個學生陳亢有一天問孔子的兒子孔鯉：“你在老師那裏聽到有與別人不同的教誨嗎？”

孔鯉說：“沒有啊！有一次我父親曾獨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走過，父親問我：‘學《詩》沒有？’我說：‘沒有。’”

“父親說：‘不學《詩》，無以言。’我馬上就去學《詩》。又有一次，遇到父親一個人在那裏，我快步走過，父親問我：‘有沒有學《禮》？’我說：‘沒有。’父親說：‘不學《禮》，無以立。’我馬上又去學《禮》。我只聽到這兩件事。”

陳亢下來高興地說：“我問一個問題，卻得到三個收獲，知道了學《詩》的道理和學《禮記》的道理，還知道了君子對待自己的兒子與別人的孩子是一樣的。”

的確，詩和禮，都是孔子教育學生的重要內容。孔子說：“詩言志，歌詠言”，認為利用文藝形式對學生進行具體形像的教育，比說教往往有效得多。相傳《詩經》三百零五篇，就是他親自刪定的，內容多和修身、知命、追隨道義有關。

孔子認為人的道德修養就應從這裏開始，另外，通過讀詩也能夠學到許多歷史、自然、社會知識。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他所說的禮，就是社會的道德禮儀行為規範，從學禮開始，逐漸培養出學生自覺的道德主體意識，進而成為日後通達天道、經世濟民的基礎。

孔子教育兒子學“詩”學“禮”，和對其他學生的要求是一樣的，並沒有因為孔鯉是自己的兒子就放松對他的要求，這一點可以看出孔子對學生的一視同仁和對兒子寄予厚望。後代的讀書人，把孔子教子的方法稱做“詩禮傳家”。

唐太宗的家教聖經

唐太宗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培養，親自撰寫《帝範》十二篇賜予太子李治，即包括君體、建親、求賢、
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為君應當遵守的十二條準則，指出：“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修身治國，備在其中”。《帝範》也被歷代帝王奉為家教聖經。

唐太宗諄諄告誡李治：效法堯、舜、禹、商湯、周文王等古代聖哲賢王，“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傾己勤勞，以行德義”。唐太宗還寫了《誡吳王恪書》、《戒皇屬》等經典名篇，教導子女“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指出修養德行的重要性，多做善事、美德充盈才能福澤綿延；

教導子女“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要自勉自制，嚴於律己，他講述了自己數年“外絕遊觀之樂，內卻聲色之娛”，把時間放在勤勉朝政上；教導子女“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之耕夫”，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頓飯，都不要忘記蠶婦農夫的辛勤，要培養節儉樸素的品德。

唐太宗給幾個兒子選擇的老師都是德高望重、學問淵博的人，如房玄齡、李綱、張玄素、李百藥、魏征等，並專門下詔書規定了對待老師的禮儀。他一方面教誡子女要尊師重教，“見師如見父”，要“宜加尊敬，不得懈怠”。一方面支持老師嚴格管教，鼓勵老師對太子及諸王的過失極言切諫。

老師們都能夠堅定地履行職責，與唐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唐太宗非常註意以小見大、深入淺出地進行道德教育，遇事必誨，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培養良好的品質。如有一次，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彎曲的樹下休息，就教誨他說：“這樹雖然彎曲，打上墨線就可以取直成材。做君主的即使本身並不高明，但是能接受別人的規諫，也可以變得聖明。”

唐太宗還註意結合史實進行教育，他讓魏征編錄了《自古諸侯善惡錄》，分賜諸子，要他們把書“置於座右，用為立身之本”，從前人善者成、惡者敗的事例中汲取經驗教訓，得到鼓勵，從而更加重視自己的德行修養，做正人君子和愛護百姓的人。

結語

古代家庭教育自始至終都是以倫理道德作為教育的最高價值取向的。為人父母，總想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子女。其實不管給其多少財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為子女長遠打算，因為德是做人最根本、最本質、最美好的東西，是一切福份的源泉，是留給孩子的最可靠的財富。


發稿：2023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