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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為政以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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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早期的宋國,稱得上是一個強國,而作為小國的曹國,卻不肯順服。於是,宋襄公指揮軍隊包圍了它。大臣子魚對宋襄公說:“周文王聽到崇國的道德昏亂,而去攻打崇國,攻了三十天,崇國仍不投降。周文王退兵回國,在國內修明教化,然後再去攻打,崇國人感受到周文王的德行高隆,就來到周文王過去所築營壘中投降了。現在,君王(指宋襄公)您的德行,怕還有欠缺吧?就這樣攻打曹國,能把它怎麼樣?還不如先退回國,檢查一下自己的德行,如果確實沒有欠缺,再發兵不遲。”宋襄公就學習周文王的辦法,退兵回國,在國內修明教化,崇德尊老愛幼。

後來,宋國是否征服了曹國,史書沒有續寫、交代。但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道德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既可以引起一場戰爭,又對戰爭的勝負,起著決定的作用,這在中國古代,在《左傳》、《國語》這樣的史書中,卻相當多見,上述故事即見於《左傳》。還可再舉一例,也出自《左傳》。

晉國的荀吳,帶兵攻伐鮮虞,包圍了鼓國,鼓國有人暗中前來聯絡,準備帶著城邑裏的人投降。荀吳不接受,不答應。左右隨從說:“不使用軍隊而得到城邑,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幹?”

荀吳說:“如果有人帶著我們的城邑叛變,我們肯定仇恨這人。現在別人帶著城邑來降,我們為什麼獨獨喜歡?獎賞了我們所厭惡的(鼓國)叛徒,我們以後怎麼樹立威信?如果(對叛徒)不加獎賞,我們等於失信,又怎麼取信於人?力量達得到,就進攻,達不到就退走,量力而行,我們不應該想得到城邑而接近奸邪,這樣做,是在做缺德事,所喪失的將更多!”於是殺了叛徒,整頓防禦措施,繼續包圍了鼓國三個月。

此時,鼓國又有人請求投降,荀吳讓鼓國人進見,說:“從你們的臉色看,你們還能吃上飯菜,姑且回去修繕你們的城墻。”軍吏們說:“能得到城邑了卻不占取,又勞累軍人百姓,損耗武器物資,回去怎麼跟國君交待?”荀吳答道:“獲得一個城邑事小,讓人民懂得道義事大。獲得城邑而使人民懈怠,要這城邑何用?城邑得到的同時,讓百姓懂得道義之所在,肯拼命而無三心二意,不是最好嗎?”後來,得知鼓國人已糧食吃完,力量用盡,荀吳才攻下鼓國,而不殺一人!

這則故事,至少可以說明二點:一,無論哪種社會事件(包括戰爭),都是為了實踐和體現道義,是一種道義的宣講過程,如果違背、有損於道義,就不該做。二、戰爭的結局,並不僅僅體現於戰場的勝負,只有從道德高度,將敵對者在精神上摧垮,人心收服,這才是真正的勝利。

同樣,可以確定無疑地說,要推行政治,如果不從道德出發,並最終歸結為道德,就註定行不通,不可能真正得到好處。古人講的“仁義與利益的一致性”,這個原則,是不可違背的。

孔子視政治中的根本問題,為道德問題,他把它歸結為四個字“為政以德”。(《論語.為政》)為政以德,就是道德的政治化,就是以道德高下,作為政治好壞的檢驗標準,就是將政治的實施過程,等同於道德的感化過程。

“為政以德”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家那裏,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孔子稱為“有道”,孟子稱為“仁政”,墨子的“兼愛”、荀子的“王制”中,也有濃重的道德和政治的成分。

有跡象表明,“德”字在西周時,開始被廣泛應用,且多與政治行為有關,金文中,可頻繁地發現這個被鐫刻得相當醒目的文字“德”,它記載了商紂王如何因喪德而失國,周文王如何有大德而受到上帝的庇佑。在莊嚴的賜封儀式中,周王對大小貴族,總是再三強調保有道德,對鞏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道德與政治密切結合,並非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但被如此系統化,具有如此崇高地位,對維護社會秩序發揮如此重大作用,卻是絕無僅有的,這決非偶然,它與中國古代特殊的社會性質及特殊的歷史進程密切相關。

周族最早是一個小邦,人力物力都遠遜於殷商,逐漸“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步步完成對殷商之大包抄,最後據有整個中原的土地與人民,這不僅僅是戰略的運用,也不僅僅是依據強大武力建立起政治權威,而是一個天下歸仁的過程(“仁義與利益的一致性”)。前面所述文王因崇國德亂,而去攻伐它,又以自身無懈可擊的道德,征服對方的故事以及“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動人傳說,正是這種“為政以德”的智慧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