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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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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宇祥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人,唐朝開元年間名相,德才兼備,秉公守則,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世稱“張曲江”或“文獻公”。年幼時即聰敏,十三歲以書拜謁廣州刺史王方慶,王方慶贊其“神童”、“必能致遠”。青年時在鄉學教學有方,並嚴格鄉學的規章,平日總是衣冠整齊,做事一絲不茍。

他進士及第,其風度文章為當世之楷模,時人譽為“九齡風度”或“曲江風度”。其風度不僅在於為人“耿直溫雅、風儀甚整”(《舊唐書》)的才華與儀表,更在於其心系百姓、正義敢言的品格和節操。唐玄宗朝政時,看到張九齡總是“風威秀整”、直言進諫,以致後來每當有人向他舉薦人才時,他總要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新唐書》)

開元元年,擔任左拾遺的張九齡就上書宰相姚崇,提出了“遠諂躁、進純厚”的用人重德的原則,堅持任官以“德望”為先,反對結黨營私、假權於人、賣官鬻爵等不正風氣。他說:“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遠”。姚崇復書嘉納其言,“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在吏部舉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時候,張九齡經常被邀參加對考生等級的評定工作,由於他公平允當,取舍認真,得到朝廷內外的好評。

開元四年,張九齡上書唐玄宗請行郊祀之禮敬天,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上書指出:若失德失政,上天就會顯示災異以警告,如表現為水旱災害等;天道至高,但其報應的卻很近。過去東海錯殺了孝婦,以致天旱很久。一個官吏不明察,一個人受冤而死,天還要昭明她的冤屈。而縣令刺史是與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應該是親近百姓的人。若所用非人,那水旱災禍之由來,豈只是因冤枉一婦人而起呢?他深知地方官接近黎民百姓,賢能與否對民眾關系至大,提出“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幹進,茍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裏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

宰相張說很欣賞張九齡的文章,稱他文才出眾,其文“有如輕縑素練”,能“濟時適用”,提拔他為中書舍人內供奉,後至中書舍人。但張九齡對張說從不隨聲附和,秉公持正,對其一些斷然行事多有勸說。如張說奉旨籌備封泰山盛典,因封禪之後有進階行賞之事,他在隨行人員中多安排其所親近之人,令張九齡草擬詔書時,張九齡立即勸諫:“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提醒張說要選那些“清流高品”之人,提出在詔命未正式公布之前更改還來得及。張說沒有聽從,事後果然招致怨聲一片,因授爵不公而被罷相貶官。

開元十七年千秋節(唐玄宗生辰慶典),大臣們有的進獻奇珍異寶,更多的按當時風尚皆以寶鏡進獻。惟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五卷,具陳前古興衰經驗及教訓,希望皇帝以人為鑒,洞察吉兇,指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兇”,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其“彰善懲惡,見義不回”的“曲江風度”。該書引經據典,內容包括敬天、親賢、遠佞、勤民、修身等十章,以古論今講時弊所在,並指出如何改變應對。言“明鏡所以鑒形者也,有妍蚩剛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鑒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提出人們往往重視借鑒明鏡,不重視借鑒歷史,人應以史為鑒,來檢查、反省自己,以存善去惡,成為至人。唐玄宗對此予以頒詔嘉獎。

開元二十一年,張九齡任職宰相,倡導仁政,推行教化。他在奉和唐玄宗的詩中說:“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興化俟群辟,擇賢守列藩。”在為國家起草的詔書中說:“言念蒼生,必必遍於天下”“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他深明教化的特殊社會功能,說“道者眾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他提倡少用刑獄,認真依法辦案,不徇私心,說“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自今以後,天下系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余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其“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又能面決是非,口成案牘,均得其平。設置十道采訪使,掌監察州、縣官吏,舉善懲惡,廣開言路。

他關註民生,保民育人,重視農桑,反對黷武:“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今甘澤以時,農桑為重……”為國家起草《籍田制》,從皇帝至朝廷百官都要在春耕季節參加藉田勞動,以“重農桑,輕賦稅”。他自己親自兼任河南開稻田使,在中原地區推廣南方的水稻種植技術,大興農田水利。主持開鑿了大庾嶺新路,溝通了南北交通且造福後人。因大力發展農業,唐朝在開元末和天寶初,國家財力和百姓福祉達到了開國以來的高峰。西京長安、東都洛陽的米一石價值不到兩百文錢,布帛價格也很低廉,海內安富。

張九齡有著鑒人之識,善於識別忠奸,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李林甫不學無術,卻又妒賢嫉能,擅於阿諛奉承,欺上瞞下,陷害好人,時人謂之“口蜜腹劍”。李林甫欲任宰相,張九齡上書反對:“宰相系國家安危,李林甫非社稷之臣,像他這樣寡德少才之人當宰相,我擔心今後國家會因此而遭殃。”後來李林甫果然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奸相。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多次擊敗契丹,唐玄宗要封他為相,張九齡諫阻:“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官賞功,終有無官可賞之日。”唐玄宗采納了其意見。張九齡反對輕授名器,主張官以任能,爵以賞功,財物以獎勞績,絲毫不能混淆,要嚴格堅持用人標準。

安祿山以範陽偏校之職入朝奏事,驕橫之聲溢於言表,張九齡見後對侍中裴光庭說:“此人將來一定會禍亂幽州。”並勸諫唐玄宗加以提防,後來果然安史亂起。奸相楊國忠專權誤國,奢侈無度,起用奸佞之人,他們“以奸媚之法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彩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避暑”,朝中文武多爭相趨附,“惟張九齡不受此惠”。張九齡曾對人說去投靠楊國忠的人,不僅禍國,也必害己,其實離禍不遠了。果然,後來由於安史之亂,楊國忠被士兵殺死,凡是依附他的人都受到了牽連,身敗名裂者不計其數。

張九齡在《上封事書》指出選官重德的重要性:“此皆興衰之大端焉”。認為凡是輕薄失節的人,無論有才與否,一概加以抑制。強調只要是“賢能”,有“聲實”,就可以越級提拔。在“開元之治”中,他推薦任用的賢才有:嚴挺之、王維、孟浩然、袁仁敬、皇甫冉、盧象、包融、李泌、周子諒等,這些人都是稱善一時的人物,他們皆以道義相交,光明正大,始終不渝。如王維在《獻始興公》詩中稱贊張九齡:“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稱他身為宰相,用人唯賢,不結黨營私,對於國家的官爵,不徇私出賣;其所作所為無不以國家利益為重,無不為百姓著想。《新唐書》稱其“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他多次上書李林甫、楊國忠等人的種種劣跡,遭其排擠和誹謗,被貶為荊州長史。

在荊州,他寫了《感遇十二首》,詩中有:“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稱贊蘭桂的芳潔品質、欣欣向榮的生命力,其美好完全出於自然天性,而並非為了求得人們的賞識,表達了自己堅守正道、不與奸佞同流合汙的決心。他還寫道:“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他謫居之地正是橘之產區,於是借丹橘喻己貞操,丹橘葉茂枝繁、經冬不雕四季常青,難道是因為那裏地氣和暖?而是因其自有淩寒傲霜的本性!後人贊他“清節不染於濁流”。他在《望月懷遠》中寫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千古流傳,道出了天下人們共同的心聲,在海天遼闊的背景中,明月下人們彼此思念祝福、天涯共相望,一個“共此時”展現出一種高遠深融的氣象,體現出盛唐一代賢相坦蕩博大的胸懷。

(資料來源《舊唐書》《新唐書》《曲江集》《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