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时绞刑台上热搜 李大钊叛国罪难掩

文/林辉

近日,中共推出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摄制的20集大型洗脑纪录片《人民的选择》。在6月16日播出的一集中,栏目采用三维影像还原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于1927年4月28日被绞死时的现场,并援引了当时北京《晨报》上披露的一些细节,如他本想写一封遗书,但被拒绝后,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被绞死时“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节目播出后,多家中共媒体纷纷转发了“还原李大钊行刑现场”这个视频片段,很快,“李大钊行刑时的绞刑台”登上了热搜,观者甚多,一些人留言表达了“敬仰”之情。显而易见,对李大钊表达“敬仰”之情的应是相信了中共一系列谎言的受害者,如果他们得知李大钊是因叛国被绞死,还会敬仰他吗?

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回国后,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其它职务。后来被聘为教授,开设了课程。

据中共党史资料,李大钊在北大的工作时间是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他除了写了多篇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率先在北大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还利用北大宽松的学术氛围,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还与其他三人开设了《现代政治讲座》这门课,李大钊主讲“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等专题。他因与陈独秀在北大共同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

按照中共的说法,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他也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人,对引入共产邪灵、毒害中国人、毒害传统学术亦种下了天大的罪业。此外,从其学术地位而言,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作为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共对李大钊有这样的评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

确实如此。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

为了借壳发展壮大中共,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利用孙中山联合苏联的错误判断和“容共”政策,中共党员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攫取国民党的组织权、党权、军权和舆论权,分化、指责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部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比如,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在国民党和举国上下指责苏俄之际,中共党员却持有相反立场。此外,因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李大钊等人所为不是卖国行径,又是什么?

再如,当一些国民党人,如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许清和等针对中共党员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而开会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攫取国民党党统时,李大钊等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中山乃宣布四人无罪。

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出尔反尔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反感。1927年蒋介石在取得北伐胜利后,于4月开始“清党”,大肆抓捕中共党员。彼时早与蒋介石秘密联系的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选择了反共。也是在4月,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李大钊为何会在苏联大使馆?原来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后在苏联大使馆寻求苏联主子的庇护。

在搜查过程中,京师警察厅警察搜走了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后经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等。

从这些材料中,张作霖得出了如下结论:1.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颠覆中华民国,显然属于叛国罪。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

所以,那些依旧被中共欺骗的国人要清楚,李大钊被抓时因为与苏联勾结叛国,他被处死也是因为叛国罪,他死的可一点不冤枉。

由于李大钊当时还有北大教授的身份,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对于是否处死李大钊十分犹豫,于是他分别发电给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人均回复表明态度。张学良反对杀李,张宗昌则主张杀掉李。蒋介石则密电张作霖,称“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

至于中共洗脑片中炫耀的绞刑架,还是张作霖特意从美国买来的。原来,绞刑是李大钊自己提出来的受死方式,但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是以为满足李的心愿,才进口了一个,不知这个中共为何不告诉国人。

还有此前中共党史中说“行刑者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而过去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也说第一次没绞死,他发表演说;第二次又发表演说,完了发表第三次演说。但根据中共《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发表的董宝雪写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真实情况是:绞架上面有个吊板,下面是个坎。一按钮,吊板落下去,人就吊死了。李大钊根本没有可能一次次发表演讲,中共内部之人自己揭穿了中共的谎言。

几十年来,在中共一遍遍的洗脑宣传下,与苏俄、中共勾结背叛自己祖国的李大钊们俨然成为了民族偶像,并被评为中共的“双百”人物,且迄今仍在欺骗着无数中国人。但谎言终究是谎言,中共打造的一个个“英雄模范”,炮制的一个又一个谎话,都将被还原,中共也在人们的唾弃声中走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