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天韵
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大师。在中共发起的“反右”运动中,他们都被打为“右派”,合称“吴门三大右派”。
当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选择了那一片土地,却不料在劫难逃。
吴泽霖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是把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博物馆结合在一起的创始人。
吴泽霖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密苏里和俄亥俄州立大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他主攻社会学,还系统地学习了市政学、统计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和美国史等。
1952年,吴泽霖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1953年调至西南民族学院,主持筹建了该校的民族博物馆。
1958年,西南民族学院因为右派定额不足规定的比例,硬把吴泽霖补划为右派。吴泽霖因此成为人类学界、社会学界的五大著名右派之一。
1965年,吴泽霖被遣返回乡当了农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离审查。1971年,吴泽霖解除审查后才得知,在他离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岳母不堪凌辱和诬陷,一起服毒自杀了。
1980年,学者杨心恒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吴泽霖,看到时年73岁的老人住在筒子楼向阴的一间房里,自己用煤油炉做饭。
吴泽霖的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评其为“一生谨慎,从不出格,他一生爱国,没有半点私心”。
吴景超
吴景超(1901—1968),安徽歙县人,1901年出生,15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吴景超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人街的。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
1928年,吴景超回国,先后任金陵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他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重庆国际最高委员会参事等职。
1948年10月下旬,政局更替前夕,胡适曾向翁文灏、蒋介石推荐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三位学者。蒋介石让人捎信,希望吴景超随同撤走南下。胡适特地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同行至南京。吴景超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胡适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贻琦等人都劝他去美国执教,他一概拒绝。(刘大中和蒋硕杰后来都去了台湾,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及税制改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吴景超表示,自己要在北平迎接“解放”。他说:“这是一个变迁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给国家一个机会。”
中共建政后,吴景超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写作风格大变,有的文章纯属应景之作。他违心地参与了对胡适的文字批判,也曾表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要“痛悔前非”。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撤消了社会学专业。1957年,吴景超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提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这篇文章受到了许多批判,被指为“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代表”。
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召开社会学座谈会,20多位社会学家出席,包括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他们认为,这个座谈会是中央宣传部批准召开的,所以畅所欲言,很认真地讨论如何恢复停办5年多的社会学。一个月后,与会者的发言被定性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参与者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
吴景超被逼离开讲坛。他被降级、减薪,被迫进行思想检讨、自我批评、思想改造,参与集体学习,备受折磨。
文革开始后,吴景超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复批斗,他蹲牛棚,还被迫写逼供信。
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终年67岁。
吴景超的学术著作,都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著名的《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的生物基础》(1931)、《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6)等。1949年后,他没有一本新著。
大陆学者谢泳说:“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流学者的作用,而且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吴文藻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1901年生,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
吴文藻于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于达特茅斯学院取得社会学的学士学位,后又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吴文藻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38年,他转至云南大学任教授,次年于该校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