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梁惠王点头说：“对。” （取材自《孟子》、《资治通鉴•卷第二》）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锺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锺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译文：鱼是我所欲求的，熊掌也是我所欲求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便舍弃鱼而取熊掌。生命是我所追求的，仁义也是我所追求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便舍弃生命而奉行仁义。生命虽是我所追求的，但有比生命更为令人向往的，因此决不苟且偷生。死亡虽是我所厌恶的，但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因此，面临祸患时决不苟且逃避。如果人所追求的没有比生命更为重要的，那凡可以获生的手段无不可用。如果人所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凡可以避患的手段无不可用。由此来看，虽有时可以获得生命，但人们宁死勿生；虽有时可以避患获生，但人们宁死不逃。因此，有比生命更为令人向往的，有比死亡更为令人厌恶的，并不仅仅是贤人君子有这种人生态度，人皆有之，只不过贤人君子能保持这种心境而不丧失罢了。一筐食物或一罐羹汤，得到了便能活命，得不到就要饿死。呼喝着给与路边行人，路人不会接受；扔到地上，踩上一脚，送给乞丐，乞丐也不会接受。由此看来，一万石粮食如果不考虑一下合不合乎礼义便接受了，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万石粮食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难道为了让宫室房屋更美，妻妾生活得更好吗？还是施舍给穷人，让他们感激我呢？这种不合礼义的东西，小到一筐食，一罐汤时，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变成一万石粮食时，便因为房屋妻妾或穷人的感激而接受下来，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呢？难道不可以停止吗？这样的人真是失去了他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