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客
近几年，“器官捐献”成了中共媒体的热门话题。父母捐给子女，妻子捐给丈夫，各界捐款，移植专家，脑死亡，死刑犯——严肃的医疗课题被媒体渲染得红红火火，煽情的言辞掩盖着谎言背后的交易......
自1999年7月起，中共江泽民集团制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既是“肉体上消灭”的重要手段，更成为中共军队、武警、地方的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据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国内器官移植数量由1999年之前的每年5000例跃升为1万例以上，而且逐年递增，2003年至2006年是高峰，达到每年2万例以上。
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中共不再高调宣传器官移植（2003-2006年移植数量每年超过2万例），但2007年之后的移植数量仍维持在每年1万例以上。人们不禁怀疑：在中国，活体捐献微乎其微，脑死亡立法没有实现（至2007年9月，中国脑死亡者捐献器官只有61例，亲属移植只占器官移植总数的1.1%），如此数目巨大的鲜活人体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面对国际谴责，中共拒绝外界调查，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掩盖真相。
“死刑犯器官”疑云
长期以来，中共外交、媒体对“死囚器官”视为禁区，并指责外界的批评是“别有用心”。但2006年11月，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曝光之后，突然高调承认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说法“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中共对死刑犯的数量讳莫如深，据国际司法界估计是3000-6000人，然而中共每年有超过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实际数量应为官方统计的数倍之多）。
器官供体要通过组织配型，死刑犯不是都符合严苛的捐献条件。那些被秘密关押、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算不算广义的死刑犯呢？
近期，中共官方媒体又开始宣传“亲体移植”和“脑死亡捐献”，以扩大供体来源，摆脱“利用死刑犯不人道”的指控、妄图洗白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亲体间移植”的陷阱
事实上，自2001年以后，世界移植技术发达的国家已不再提倡“亲体间移植”，因为安全性难以保证，很可能手术后从一个病人变成两个人，最终供体不幸因器官衰竭而亡。
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利用媒体大肆片面夸大“亲体间移植”的优势，鼓动亲属间配型，称配型容易、省钱，隐瞒术后患者极可能面临的风险。
《济南日报》2014年7月16日介绍山东大学二院肾移植科主任王洪伟时，谈到这个一天完成10台肾移植手术的主任，竟然感叹器官来源少，并表明“亲属活体器官移植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和牺牲供者的健康，是以鲜血、痛苦、健康为代价，是迫不得已时的无奈之选。”
《华讯财经网》报道的地下卖肾中介案中，中介的一句话道出了另外的黑幕：“有些医生告诉我们，现在器官移植手术，10个手术中有9个是假亲属。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医院里都心知肚明。”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高调宣传抓获多少黑中介，并象征性地惩办几个勾结黑中介的移植医院和医生，把中共的罪恶归因于个别不法分子，转移民众视线。
“脑死亡捐献”的烟幕弹
目前我国唯一一部涉及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年5月1日起实施），并没有确立脑死亡的死亡认定标准。这是中共惯用的手腕。
2014年5月7日《东方早报》中“法学专家：脑死亡下器官移植或是侵犯生命权”一文写道：
“一则宣扬主旋律的新闻报道，让全社会都感动的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但让许志强感到疑惑的是，这场‘千里送心’背后，却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为救助他人而自愿献出心脏的绝症男子，在当时已经死亡了吗？如果在法律上不能采纳脑死亡的认定标准，即使已经获得他的家人的同意，对一个未死之人摘取心脏是一种什么行为？”
只可惜质疑的声音淹没在一片宣扬“主旋律”的喧嚣中。
2006年5月，一位沈阳老军医曾投书揭露中共的卑鄙手段：“在整体上所有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一类是非自愿，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都是自愿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的是真实名字，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用的是伪造的名字，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移植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资料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
“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须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并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