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
【明见网2月20日讯】（2）“黑九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广大知识份子就是第九类人物，俗称“臭老九”。
（3）中共中央的林彪、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两个由阴谋家、野心家组成的反动集团依附在毛泽东周围，大造毛泽东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的舆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倒一大批与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的老干部，并大肆推行封建法西斯式的极左路线，祸害殃及全国亿万人民。当时的社会上，宪法和法律、人格和人权均荡然无存，搞“一言堂”的毛泽东还自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引自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其恶果是上至国家主席和一大批共党元老，下至无数普通村民都遭到了广泛而残无人道的迫害。十年中被迫害致残、致死的家破人亡者骇人听闻、不计其数。当专横取代民主、人治取代法制时，势必会造成权利的泛滥腐败、祸国殃民，这一规律古今中外皆无不如此。
（4）“真善美”实际是“假、恶、斗”。法国18世革命家丹东在大革命风潮中针对一些流氓恶棍趁混乱搞破坏活动时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场大浩劫中：革命，革命，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当时的社会在毛泽东“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诱惑下，从1966年开始全国城乡到处看到打、砸、抢犯罪盛行，邪恶陷害横行，假、大、空话流行。极左思潮毒害了不少人，使他们的人性泯灭、天良丧尽、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大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和各基层单位的造反队（即造“走资派”的反）组织，在毛泽东的公开煽动和支持下，在全国到处煽风点火、无恶不作。他们过火的造反行为和破坏活动，仅1966年8、9两个月内，北京一地就活活打死了群众几千人，（其中北京市大兴县六天就杀害了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最小被杀害的是才出生38天的婴儿），几十万户被抄家，几十万人被批斗，把所谓的“坏人”十万人押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毛还频频公开接见红卫兵，对他们的犯罪行径大加赞赏，并号召他们杀向全国社会，去楸斗所谓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使得“红色恐怖”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1967 年初毛还公开支持造反派去夺取“走资派”的权力。讽刺的是，红卫兵和造反队的很大部分群体后来很快就成了“文革”中广大受害群众的一部分。
（5）社会各基层单位，一小批为广大群众公认的流氓、或阴谋家、野心家、或人品相当恶劣的造反队头头纷纷掌了权，一批痞子成了新权贵，对广大群众实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残酷恐怖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共产党历来重用痞子充实骨干力量或充当打手以威慑人民（从1926年的农会“痞子”运动到1950年起的土改肃反运动，都有许多流氓、地痞、无赖、二流子等活跃参与而大大破坏了生产力和民风。）封建专制体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心黑皮厚的官方哲学、严重犬鹰化（对上是走狗对下是凶鹰）的等级森严的官本位阶梯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语）的腐败官风，遭殃的总是广大老百姓。
（6）1967年起全国各地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和群众造反队在江青鼓吹的“文攻武卫”的唆使下，相互由内部最初的派性斗争（实质是群众斗群众）升级为大规模的武斗。有的在军队介入下动用了枪炮，全面“内战”，腥风血雨，造成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武斗中丧生、致残，掌了权的一派头头往往对失势的另一派群众和其他广大无辜群众，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实施大面积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如批斗、关押、戴帽、管制、流放、劳改、停薪、酷刑虐待、投入监狱，甚至强迫自杀或进行屠杀等等，称为“打击阶级敌人”。有极少数人甚至丧失了理性，采取了极端行为。例八十年代有份杂志披露湖南南部道县的一些贫下中农在1967年可以不经过审讯就把他们认定的黑九类及其他们的全部家属子女统统处死（名谓“对阶级敌人斩草除根”），处死他们的手段五花八门、残不忍睹，二个月内，杀死人数高达九千人，连刚出世不久的婴幼儿也不放过 ；又如1968年，广西部分地区的已掌权的革委会和武装民兵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有观点分歧的造反派群众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死亡人数至少二十万人，并且公开吃人肉、人肝、人心来“滋补”，真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7）1966年至1967年8月，毛泽东为了剥夺刘少奇极其一大批追随官僚的权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毛任命的最高权力机构）去煽动利用造反派与红卫兵群众，不断揭发批斗并打倒了一大批当权派，这股潮流客观上大大冲击了共产党反人民的反动统治，当时一大批特权官吏胆战心惊、威风扫地，尝到了被专政的滋味，不见了平日的作威作福，确实让广大群众大快人心。惺惺相惜，同病相怜，这是共产党当局1976年否定“文革”的主要原因。但是这股潮流要冲击到追随毛和利用毛来扩大自身权力的当权派时（如楸军内“走资派”、揭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毛意识到他将玩火自焚，开始紧急刹车，1967年8月起，毛突然翻脸，开始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了造反派与红卫兵群众，通过逮捕支持激进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少壮派”成员（王、关、戚等人），清理阶级队伍、清除“5.16”分子、一打三反、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恐怖手段，把血腥的斗争目标直接指向了广大群众。这又是共产党当局目前不愿否定“文革”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权派继承了毛泽东维持特权、镇压人民的反动本性，就连“文革”期间被民间广泛使用的大字报、大集会形式（尽管当时是被毛愚弄和操纵的），也被现今当局明令禁止，违者要被抓捕。
“文革”中毛泽东要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其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扼杀还残存在他们身上的一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因此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干部和知识份子群体在这场大浩劫中遭受的苦难最深重。由于社会的良知被扼杀，人性被泯灭，灵魂被毒害，人格被玷污，受党文化的毒害，许多人分不清基本的是非观念，党报的极左思潮舆论对这两个群体的诽谤最烈，诬衊最多，打击最广（过去干部队伍虽享有很大特权利益，但大部分还是清廉的，不像现在的干部腐败盛行，前腐后继），在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又黑又粗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和平演变’、搞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上层建筑领域”等等的罪名下面，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栋梁和知识精英们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而沉沦于地狱之中，大批人被关押进“牛棚”、被虐待、被侮辱、被管制强迫劳动、被酷刑折磨、被流放到“五七”干校或边疆农村、被灌以恶名并判刑、甚至被不断虐杀或被逼自杀。“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队）纷纷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掌握政权，宣布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实行全面专政，实际上对广大知识份子实行最严重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十年动乱中，真不知有多少人的政治生涯被葬送，多少人的生命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迫害践踏致死。
（8）十年“文革”中在毛泽东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口号掩饰下，从1968年底起，强迫全国几千万城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红卫兵利用完后就被毛彻底抛弃），把几百万干部和知识份子赶到农村五七干校和边疆农村，几十万医护人员下乡，进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流放惩罚活动（毛泽东主要企图为了削弱和分散城镇里面潜在而集中的反抗力量，但这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同时还能消极解决城镇因经济萧条而形成的严重失业问题，）又把几百万工人赶到深山僻壤里为备战所需而建的大小三线工厂。千千万万的家庭支离破碎，亿万人民倍受劳役与心灵的折磨和摧残，倍受思念亲人的痛苦和煎熬，民众敢怒不敢言，无数人的青春和才华被埋葬。户籍管理制度、衣食定量配给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是共产党控制人民身心自由的三条锁链（老年人说这比日本鬼子的“良民证”还厉害），人事档案更是随心所欲地把公民划分为红蓝黑三档，即左中右：可以依靠物件、争取团结物件、排斥打击物件。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与北朝鲜）实施如此毫无人性的户籍制度和为了歧视迫害而人为划定的等级鸿沟。千千万万被强迫赶到边疆农村或荒凉之地去的人们，由于三条锁链的束缚，背井离乡、流落异方、生活艰难、身心疲惫，却有家不能归，无疑成了广泛的“变相劳改”的群体。一些基层干部的暴虐更给人们雪上添霜，例如我和同伴们亲耳听到农村干部对我们的集体训斥：“是龙的给我盘着，是虎的给我趴着，有刺的给我拔了，有棱的给我磨去。”“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宁要走狗，不要优秀。”“天高路遥皇帝远，县官不如我现管”等等。林彪表面上大肆吹捧毛泽东（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实质上已看透了毛的帝王思想与施行皇权暴政，在他得知毛要迫害自己及下属时，在秘密的“571（武装起义要爆发的谐音）工程机要”中指出：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是“变相流放”和“变相失业”，并指出了毛泽东是“封建暴君”。实是求事地说，1971年9月林彪的出逃和自毁，引起了当时中国的一场政治大地震，亿万有头脑的中国人民在震撼之余，拨开了笼罩在头脑中阻碍思想解放的妖雾，对一贯愚弄欺骗广大人民的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开始不再盲从相信，开始思索毛泽东和“文革”的祸国殃民的本质。40年代初，刘少奇大肆吹捧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帮毛清洗了一批党内政治对手，博得了毛的欢心，毛把刘迅速提拔为接班人；“文革”初期，林彪的造神运动和助毛肆虐同样博得了毛的欢心，毛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并为此写入了党章。但是“伴君（皇）如伴虎”，两人最终都死得很悲惨。
（9）明明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想剥夺刘少奇及其一大批追随者的权力，想建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垄断大权，却欺骗全国人民诬衊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工贼”，一大批追随者是“走资派”；明明是50年代中期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的建立等强迫手段把土改时农民分得的土地及一切人身迁移自由全部剥夺（成为被管制的农奴），却欺骗全国人民什么“农民翻身当家作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桥”，造成农民大范围内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状；明明是我国人民普遍生活贫穷生产落后，却欺骗全国人民什么“生活在幸福中的中国人民，要牢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明明当时中国国内一系列的疯狂举动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当时中国在世界上异常孤立，却欺骗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心向红太阳毛主席，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圣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欺骗和谎言的背后，是一片棍棒挥舞、冤狱遍地、屠刀血溅的恐怖场面和人人自危局面，“文革”中的大规模被虐杀、自杀、武斗致死者、下乡折磨而死者等等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城乡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毛泽东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实际上要随时让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以维持自己的皇位宝座。真是“一人尊贵万骨枯，孤家荣耀万家哭”，无数冤死者的尸骨垒堆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森的魔窟。1967至1968年，从中央到地方各基层纷纷建立了排斥“走资派”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恰恰在1967到1971这几年，在新的权力机构实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毛式暴政下，正是广大人民群众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最高峰的几年。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搞“斗、批、改”，大批判，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上山下乡等等的大规模严重迫害、广泛打击、无情清洗和残酷斗争，把包括曾经利用过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在内的广大普通民众推入到一轮又一轮的恐怖深渊中去。那时“太阳最红，人间最黑”，在草菅人命的中国大地上，人人噤若寒蝉，灾祸不断降临，无数民众挣扎在血与泪的深重苦难之中。
（10）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折磨和摧残，经济运作中又一贯受计划经济、长官意志与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我国生产力发展一直极其落后，国民经济一直徘徊起落、停滞不前、甚至破坏倒退，以致刚粉碎“四人帮”时，中共领导人承认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我国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竟与1937年抗战前夕相同，40年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竟然一点都没有提高！而科学文艺教育卫生这些领域又是重灾区。当时的学生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语）等极左政策，实质是“文盲加流氓加法盲“的政策导向下，普遍无心学习，被普遍批斗无法正常生活的老师们也不敢大胆教学（否则就是走“白专”资产阶级道路），同时摧残了我国优良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事实证明了这已对当时的青少年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毒害，严重危害了整体的国民素质和人文精神）。“文革”的工农兵大学生中很多是小学文化水平，而中学生中很多是半文盲。培养出如此低文化的人又如何能承担起建设兴旺发达国家的重任呢？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真是心急如焚啊！但当时有才华有能力人的大多数被关进了“牛棚”，成了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或者作为“臭老九”被打入另册，不得重用。1949年前，尽管战祸频繁，但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份额的百分之六以上，但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只占当时世界份额的百分之二都不到，直到最近20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占到了世界份额的百分之四，但付出了生态环境大恶化的高昂代价。毛泽东时代，全体人民物资供应严重匮乏，广大城乡平民生活处于赤贫线下，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降到了令人羞愧的中国历史的最低点。例如“文革”时期我国国民人均生产（不是人均收入）每年不到200美圆，联合国规定赤贫线为每天每人收入不足一美圆。现在我国国民人均生产已刚超过每年1000美圆，但台湾早已达到每人每年一万三千多美圆。（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北朝鲜与南韩，50年后，北方被金氏独裁父子杀害与饿死的人民有三百多万人，长期的暴政使国民生产人均每年只有400美圆；南方已进步到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行列，国民生产人均每年九千美圆）。
（11）据1980年报刊公开报导：十年浩劫中，当时全国总人口七、八亿中竟有一亿多人遭到了来自各方面不同程度的人身攻击和政治陷害，其中七百七十多万人被直接迫害致死，几千万人遭受冤假错案的诬陷，几千万家庭被分解支离和家破人亡。长期的人身迫害和窘困贫乏的物质生活使许多人民群众身心憔悴、悲愤交加，当时的社会环境真可谓是人妖颠倒，跳梁小丑搅乾坤，万马齐喑究可哀，真是心酸苦涩到极点。其实被迫害死亡的人数远不止这些，1978年12月，为粉碎“四人帮”立下卓越功劳的叶剑英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上坦率地透露：“‘文革’中迫害了一亿多中国人民，造成非正常死亡了两千万人，经济损失了八千亿元（当时国民经济产值一年才只有两、三千亿元，那时人均工资只有每月三、五十元）。”我国大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悲惨世界和人间地狱！宋美龄八十年代给大陆的廖承志写过一封信，称在中国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中国大陆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宋说：“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根据中共中央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虽然中共中央每次运动都号称打击“一小撮”，连林彪在秘密的“571工程纪要”中自己都说：“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来就是一大片。”还例如五十年代前期仅仅几年，光土改（共党高级领导人陶铸在土改时号召“户户斗争，村村流血”，几乎杀光了大陆农村的地主，“文革”初期，陶铸上升到党内第四把手，不久就被毛、林迫害致死）、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肃宗教活动等政治运动，就大开杀戒，杀害了至少五百万“阶级敌人”（据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透露），这比三年国内战争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得多，其中被枪毙虐死自杀者有不少人是可以为建设祖国出大力的爱国人士、抗日志士、精英人士、杰出人才和耿直人士，绝不是什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阶级敌人”，当时与这些被害者身份性质差不多的二百万国民党人从大陆逃往到台湾，躲过了死亡劫难，这些人与台湾人民一起，把台湾建设成为了举世称赞的民主繁荣的发达地区。其实共产党的滥杀无辜和杀人如麻，从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将领陈再道（上将）的话就可明白：“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杀共产党人。”
（12）在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语），“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阶级立场坚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下，使人为制造的不断严重化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残酷好斗、无情打击，造成人人自危，不少人为了保护自己或表现自己而不得不说假话、谎话，甚至有的人造谣生事、无事生非、恣意诬衊、捕风捉影、无线上纲，真不知多少原先亲密相处的同事、同乡、同学、邻里、亲友甚至家人之间会突然互结怨恨、反目为仇，人际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与冷漠状态，社会精神文明大倒退、大滑坡、大沉沦，良知与人性被泯灭。例如当时乘车人往往不肯让座给老弱病残者，饭馆服务员一度不愿端饭菜给顾客，其理由惊人一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1975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现在雷锋真的死了”，表示对这种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著名作家巴金（他曾经表示过要向法国罗梭学习自我忏悔的精神，这是他的人格大飞跃，已基本认清了共产党文化的毒害）在八十年代写道：“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簿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中，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过去共产党常常宣传：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其实正好颠倒过来，“新社会”把亿万公民变成了无数的冤死鬼，饿死鬼，被镇压的“牛鬼蛇神”（其中不少是讲过真话的好人），被歧视的卑贱公民“黑九类”的家属子女，心怀鬼胎的整人恶魔，以及被迫不停地说谎话假话说献媚话的广大平民老百姓，他们不讲这些“鬼话”就无法生存啊，讲了真话就会被打击整肃成“牛鬼蛇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