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明见网7月26日讯】二、“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１）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３），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４）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像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６）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７）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８）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９）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１２）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１４）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５），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１８）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档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１９）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２０）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２１）“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２３）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２５）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２７）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准”，正是实话。（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３１）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反瞒产”。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３３）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３５）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３６）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环江县水源区委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３７）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３８）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３９）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４２）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４３）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４５）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干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
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锳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５０）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５２）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注 释
(1)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一第一五七页。
(2)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引自笔者保存的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七○二页。
(4)《黄克诚回忆录》第三八五页。
(5)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七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一九六七年五月“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6)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
(7)《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九十三页。
(8)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罗荣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罗荣桓元帅》第九○一页。
(9)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
(10)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集第四三六页。
(12)《安徽文学》第五期。
(13)参见(29)。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七一四页。
(15)《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页。
(16)《钟山》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一四○页。
(17)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八集第五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 -1965)》第三十四页。
(18)《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五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集第五十二页。
(20)《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第十七至二十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
(21)同(19)，第三三六页。
(22)《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一○○页。
(23)一九九二年版《宜宾市志》第十七、十八、八十四、八十八页。
(24)四川人民出版社《阎红彦传略》第一七四页；一九九○年版《仁寿县志》第九十六、九十七、一○六页。
(25)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六十四页。一九九一年版《灌县志》第七十四、一三○页。
(26)一九八九年版《夹江县志》第八十二页。江北县死人事件见《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四十二页。
(27)一九九一年版《丰都县志》第九十四页。一九九一年版《巫山县志》第二十二、九十一页
(28)一九九九二年版《大邑县志》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页。一九九○年版《井研县志》第九十九、九十八、一五○页。
(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国人口年鉴》第五二二、五二三页：四川省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平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点五五，此为正常死亡率。四川省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数为七○八一万、七○七八万、六八九七万、六六二○万、六四五九万。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死亡率为千分之25.13、46.97、53.97、29.42、14.62。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7081x(25.13-10.55)/1000=103.2万、7078x(46.97-10.55)/1000=257.7万、6897x(53.97-10.55)/1000=299.5万、6620x(29.42-10.55)/1000=124.9万、6459x(14.62-10.55)/1000=26.3万，共811.6万。若按全国平均正常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计算，则非正常死亡数为803.2万。
(30)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光明日报》；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九四页。(31)一九六七年六月，四川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刊印的《打倒李井泉》第七十七、七十八页。
(32)《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十六页。
(33)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34)美洲《民主中国》第二十九期第九十一页。
(35)同(33)。
(36)同(33)。
(37)同(33)。
(38)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五十九、六十四页。
(39)同上，第六十五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十九页；《中国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页，霍达《民以食为天》。一九五八年人口约三十九万。
(40)一九九○年版《宿松县志》第八十九、八十三、三十二页。一九八九年版《濉溪县志》第四八二、七六二页。一九九一年版《灵壁县志》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页。一九八九年版《涡阳县志》第四八二、四十二页。一九八八年版《全椒县志》第二十三、七十一页。
(41)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
(42)一九七九年时的安徽省委秘书长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43)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为贵州省委书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为内务部副部长。
(44)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
(45)同(43)，第三十五页。
(46)一九八九年《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页。一九九二年二月张天珩《回忆霍维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难的日子里》未刊稿。霍维德，前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一九五九年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
(47)《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第十七至十八页；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48)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49)解放军出版社《忆钱瑛》第四页；一九八九年版《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五页。
(50)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51)一九九○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八十八页，一九八九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八十一页。
(52)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六○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页。
(53)《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