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
【明见网5月23日讯】注：南大历史系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近年来国内难得的关于毛泽东比较客观的著作，虽在大陆没有发行，但网络电子版本和地摊盗版，已经很普遍了。以下摘录和新闻有关的章节，读者可以了解目前中共主流新闻宣传理论的延安源头。在《解放日报》被改造（1942年2月）之前，中共的报纸还并没有采用后来的毛泽东新闻理论，所以才出现《历史的先声》里面《新华日报》诸多民主评论，甚至延安的《解放日报》也是不令毛泽东满意。而在延安整风之后，不和谐的声音就逐步消声匿迹了。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导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份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导，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 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 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导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走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象”和“假象”，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导，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 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份在报纸上发表，一部份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 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