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智真
詠物詩賦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有著悠久的傳統，借物喻事、喻人，托物言志是文人們慣用的手法。花草魚蟲、風霜雨雪、雲霞山川這些自然之景很早就成為了詩人寄托的對象和載體，這其中就包括蟬。
詩人對蟬通過聞其聲、視其行、觀其容、察其性，借助這只小小的鳴蟲或表達高尚的品行，或代言時光的流逝等，留下了大量詠蟬詩賦，使其成為含有深刻文化底蘊的一種意象。
蟬有六德
把蟬作為高潔品質進行歌詠的傳統要上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曹植在《蟬賦》中寫道：“皎皎貞素，侔夷惠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認為蟬的貞潔品質可以與伯夷、柳下惠相媲美，是帝王與臣子的楷模和典範。
傅玄在《蟬賦》中寫道：“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 ；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臺群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余音；清激暢於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陸機在《寒蟬賦•序》中稱蟬有六德：“夫頭上有抉，則其文也 ；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時，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借以說蟬來表明君子事君立身的行為準則和規範，刻畫出正人君子的形象，表達了對君子品格的追求和贊美。
唐代詠蟬詩喻做人首先要立品
到了唐代那樣一個詩的國度裏，詩歌藝術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貞觀詩風和思想影響著後世。詩人筆下的物象更加豐富多彩，詠蟬詩的數量也更為空前，單以蟬為題的詩就達七十多首，要統計含蟬意象的詩句更是不計其數。小小的鳴蟬唱響著唐詩那意境深遠的神韻。
貞觀年間，唐太宗及其群臣的詩歌創作，多述懷言志或詠史之作，志向遠大，剛健質樸，無不展現出包容的 氣度和寬廣的胸懷，如太宗的“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經破薛舉戰地》）、“在昔戎戈動，今來宇宙平”（《還陜述懷》）等。
太宗的詠蟬詩也很清新淡雅：“散影玉階柳，含翠隱鳴蟬”（《賦得弱柳鳴秋蟬》），隨後大臣們的詠蟬詩也很多，如李百藥的《詠蟬》：“清心自飲露，哀響乍吟風。未上華冠側，先驚翳葉中”。
從這君臣詠蟬詩句的字裏行間，如“玉階柳”、“含翠鳴”、“清心”、“華冠”，這些純粹透明、高貴而典雅的辭藻，能看出他們冰清玉潔的高尚品德，君臣唱和中盛唐精神盡出。李百藥曾為隋朝桂州司馬，歸唐以後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人品耿直，曾多次直言上諫太 宗，為太宗所采納，還受命修訂五禮、律令等。
同是太宗的名臣的虞世南也有一首詠蟬名作：“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這首詠蟬詩將蟬人格化，通過寫蟬的形體、聲音和習性，表達了詩人高潔清遠的品行志趣，達到了物我互釋的完美融合。
垂綏，是古代官帽打結下垂的帶子，類似於蟬的下巴上的細嘴。蟬用細嘴吮吸清露，這裏語義雙關，暗示著冠纓高官要追求清廉。
蟬立於高大挺拔的梧桐樹之上，與那些在腐草爛泥中的蟲類不同，因此它的聲音能夠流麗響亮。蟬聲之所以能夠遠播，並不是因為借助了秋風，而是因為居高致遠的緣故。
詩的弦外之音，這種居高自遠完全來自立德，絕非依憑任何外在因素所致，讀者從人格化了的蟬兒那種清華雋朗的高標逸韻，可以看到虞世南的為人為官之道。
虞世南曾為陳隋重臣，為官清廉，德才兼備，歸唐以後任秘書監，深受太宗的稱賞和器重。他與太宗談論歷代帝王為政得失，能夠直言善諫，為此，太宗稱他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並贊嘆 ：“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唐代詠蟬詩以蟬的棲高鳴遠，比喻做人首先要立品，要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盛唐氣象。
蟬——感節應候代言者
蟬感節應候，也成為自然界春秋代序、氣候的變化代言者，不少詩就借蟬表示節令的更替。如《禮記》中說：“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聞蟬》中寫道：“荷香清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蟬也常被用來表現一種靜境、靜趣，如王維的“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在我國浩如煙海的詩詞歌賦中，詠物詩以其優美深遠的意境體現出神傳文化的博大精深。從詩人寄托賦予蟬的意象美中可以看到他們對社會、人生的心理感受和理性思索，追求高清高潔高遠的境界。同時也是對世人的希望：把高潔、德操作為自己處世立身的準則。
而今的中國社會，高尚的品質和人格不再被倡導，中共強制給民眾灌輸“假、惡、鬥”的邪惡黨文化用以取代傳統文化，禍國殃民，使全社會道德淪喪。人們只有回歸道德良知，復興偉大的神傳文化，才能有光明、美好的未來，這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