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上訪真相 ——從1996年到1999年

文:鄭巖

歷史圖片:1999年4月25日,逾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平上訪,要求當局釋放此前在天津被當地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輪功學員,同時要求當局允許法輪功的書籍合法出版,並給予法輪功修煉民眾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


23年前發生的法輪功學員萬人上訪之事,也稱“中南海事件”,其實是一個維護中國社會道德根基的自發活動。去的人之前沒人知道結局會怎樣,只抱著一個舍身維護真理的信念。

如今,很多人已經知道了真相,然而也還有眾多Z世代、千禧代的年輕人,包括熟知中共整人歷史的很多中老年人,不但不了解事情原委,還被灌輸了誤解。今天,在“4·25”和平上訪23周年之際,我們為大家重溫一下這段對中國、對世界的道德底線都發生了深刻影響的歷史事件。

一、從1996年到1999年

1996年

1999年“4·25”的釀成,從1996年就開始了。事到如今,明白人都知道了,中共的發家史就是一部整人史、中國人的血淚史。特別是1949年中共建政北京之後,更是平均每十年挑出一批人,宣布為敵人,隨之對這批施行“名譽搞臭、經濟搞垮、肉體消滅”。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詆毀法輪功。熟悉中共歷史的人一看便知,這是又一次以政治整人運動的信號。“名譽搞臭”開始了!果然,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

1997年

接下來,1997年1月和7月,有人插手公安部,兩次在全國範圍調查法輪功的所謂“非法宗教活動”,網羅罪證欲定為“邪教”。結果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分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

法輪功日益上升的口碑與威德,當時平均每十個中國人裏就有一個人在學煉法輪功。對此江澤民妒嫉難耐,羅幹更是想借江澤民之手,達到他自己升官發財的目的。

1998年

1998年7月,羅幹等人通過公安部,違法的先給法輪功定罪為“邪教”,再組織全國範圍搜集罪證。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 555 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而不再是暗中)把法輪功稱為邪教,然後提出:要掌握(法輪功學員)活動內部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

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被派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臥底。然而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修煉來去自由,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為堅定的法輪功修煉者。結果在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有搜集到。

但是,羅幹的“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嚴重後果。從那時起,正邪較量更為嚴峻,每次羅幹等肇事,都有法輪功學員站出來,努力逆轉不良的社會影響。

例一:

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 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義務組建煉功點、義務為法輪功學員服務的學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四千多元。這些莫須有名義的罰款,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這種情況引起四十余人到公安部上訪,一千余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

1998年5月,國家體育總局對法輪功進行全面的調查了解。法輪功學員們坦然面對調查了解。10月20日,國家體育總局派到長春市和哈爾濱市的調研組組長發表講話,充分肯定法輪功在祛病健身、維護社會穩定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的顯著效果。民間在北京、廣東、大連、武漢的調查得到類似的結論。

1998年5月底,北京電視臺《北京特快》欄目播放了何祚庥對法輪功的誹謗。何祚庥在北京電視臺的采訪中批判法輪功如何有害,之後,北京電視臺在播放對該臺記者在北京玉淵潭公園的法輪功煉功點采訪學員時的鏡頭時,點名法輪功是“封建迷信”。

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名為院士,卻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建樹。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學和中共的所謂“三個代表”扯上關系,因此被人稱為“科痞”。何祚庥對法輪功的攻擊,所用的例子和法輪功並無關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見的栽贓手段。

該節目播出後,為了制止這種“名譽搞臭”活動的蔓延,北京及河北數百名法輪功學員,依據中共中央關於氣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爭論、不報導),以寫信或直接造訪電視臺的方式,講述親身煉功受益的經歷,指出北京電視臺的節目內容不符合法輪功的實際情況、會大面誤導觀眾和社會輿論。

法輪功學員的這次上訪發生後,了解到事實真相的北京電視臺領導說,這是建臺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失誤。很快,1998年6月2日,北京電視臺播放了一個表現法輪功學員清晨在公園裏祥和的煉功,還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煉的正面節目作為更正。

例二: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民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羅幹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自己也練氣功。於是從1996年開始,羅幹特意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制改了,還把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為下一步的打壓鋪路。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民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民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喬石是中共元老。尤其是從1985年到1998年,在長達13年的時間裏,喬石都是全國政法系統最高長官。然而,喬石等老幹部得出的“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和當時的總理朱镕基在“4·25”事件中的開明做法,卻讓江澤民極為不滿;法輪功創始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讓江澤民妒嫉的發狂。

1999年的天津事件,迫害升級的第一步

“北京電視臺事件”之後,北京終於形成了“不報導”的氛圍,讓當時中共中央關於氣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爭論、不報導)得到切實實施。面對這種情況,羅幹及其連襟何祚庥並不想善罷甘休。他們把主意打到了北京附近的天津市。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該文章繼續引用不實的事例,指名誣陷法輪功,繼續實踐“名譽搞臭”的政治策略。

如前所述,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名為院士,卻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建樹。此前的1998年5月,何祚庥就曾在北京電視臺的節目中,用一個和法輪功沒有關系的例子詆毀法輪功。後來北京電視臺知道自己被利用,就不再采用何祚庥的任何東西。

何祚庥的文章在天津發表後,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他們自覺的保持安靜和秩序。他們不喧嘩,不隨意走動,留出通往學院各處的通道,校門外也有法輪功學員義務維持秩序。可是對待和平的上訪群眾,1999年4月23、24兩日,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卻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動防暴警察300多名,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45人被抓捕,有的法輪功學員當場受傷流血。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卻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不會得到釋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說到上訪。因為只能聽到中共的宣傳,所以後來的很多年輕人、或者長期浸泡在中共宣傳裏的一些中老年人,先入為主,盡管看到身邊法輪功學員的善良為人,還是一聽法輪就想到“圍攻”,表示疑惑。

其實,不管任何人,當你敞開心扉時就會發現,在當時的中國,認真修煉法輪功的人已經遍布各行各業,平均十個人中就有一個在讀法輪功的書、修煉法輪功功法。他們的共是,無論個人原來的起點高低,都自願遵循真、善忍來提升自己的身心境界,他們平時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際矛盾,給社會帶來祥和與光明,“上訪”這個詞對他們說,是做夢都沒想過的更不說“圍攻”。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誘發1999年“4·25”上訪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層的個別人,利用手中權力對法輪功施行大面積打壓,從1996年就已經開始了,而且一直不停地制造事端。1999年4月法輪功學員的“4·25”上訪,只是又一個為了阻止迫害的進一步升級的善良努力。

二、“4·25”事件始末

1999年4月25日,自發趕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很多,但出發點相仿、經歷相仿、所見相仿,23年來,明慧網已經發表了諸多的見證文章和回憶錄。以下是我們摘錄的點滴見證文字:

見證之一

一位50年代的留蘇生及七個科學領域的法輪功學員寫道:“我是1995年10月得的法。我覺的這部偉法是對我困苦一生的獎勵,認為人類不可能找到比這部法更好的出路。”

“關於何祚庥在天津發起對法輪功新的一輪攻勢,我是從一位同修的電話中得知的。她告訴我說,何祚庥跑到天津,通過雜志如何誹謗法輪功。當天津學員去說明情況時,大批武警前往毆打並逮捕了大法學員。這位學員說,她明天去國務院信訪辦去反映情況。第二天一清早(1999年4月25日),我騎了一輛自行車前往信訪辦。

走到信訪辦所在的府右街,那裏早已聚集了大學員,在武警引導下,分別站在府右街馬路兩旁。我加入到馬路西側行列之中,離中南海信訪辦大門只有幾十米遠。武警揮車來回穿梭,頗有一點緊張氣氛。過了一會兒,由武警指揮,讓馬路東側、站在中南海國務院紅墻外面的學員站到馬西側去。這項隊伍重組不到十分鐘就完成了。街西的場地明顯的擁擠起來,垂直馬路方向每行十人,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幾乎轉不開身;順著府右街馬路學員隊伍不只一公裏長,僅府右街就得有一萬人。向北、東西向街道的學員,從西四一排到北海公園,總有幾裏地。”

見證之二

另一位法輪功學員當年正在中科院讀博士。他在見證文章中寫道,“4月24日晚上,因為加班完成實驗,我很晚才去煉功點。我到學員家門口時學法已經結束了,大家要離去。輔導員李阿姨見我來晚了,邊走邊簡單的介紹說,何祚庥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覽》發表文章,汙蔑煉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並暗指法輪功會亡黨國。

此文與近年來先後出現的十余家新聞單位對法輪功的歪曲報導如出一轍;與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的《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的用意一相承。

該通知導致新疆、遼寧等地公安機關,視學員正常集體煉功是非法集會,強行驅散法輪功學員、非法查抄法輪功學員的私有財產甚至非法打罵、罰款、拘禁、關押。

4月25日早晨,我到達府右街北口時大約七點半鐘。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兩邊已經站了許多學員,大家或站、或坐,人雖然很多,但既沒有阻塞交通,也沒有喧嘩聲。街道兩邊的學員排列的整整齊齊。從衣著看,有些是從農村來的,透著樸實和善良。沿途我沒有見到我認識的學員,倒是隨處可看到一些年輕人拿著對講機在報告情況,衣著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見證之三

“煉完動功後,三五成群的北京大法弟子、以及外地趕來的大法弟子從四面八方匯聚,我們隨著人群向府右街方向行走。

一些警察早已等候在路口、路邊,當我們到達府右街口時,警察不讓我們繼續往裏走。早上上班時分,公共汽車和自行車和平常一樣的在馬路上穿行。

我們的訴求很明確:釋放天津被抓的學員;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寬松的修煉環境;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在一個胡同路口,一個中年婦女帶著年幼的孩子蹲在馬路旁,一個中年人(可能是便衣警察)問她:‘誰叫你來的?’她回答:‘我的心叫我來的。’她簡短的回答道出我的心聲。

下午,京郊各縣的官員奉命趕到現場,一個稱是延慶縣縣長的人詢問一個女農民:‘你們放著地不種來這裏幹什麼?’女農民答:‘我們修煉了法輪功,身體好了,莊稼長的也好,我們要把這些告訴中央領導。’準確又樸實的語言再一次深深感動了我。

當晚九點鐘左右得知上訪問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大家清理幹凈垃圾後就平和迅速的離開了。但是外地的學員多是由當地政府組織車輛接走的,所以參與進京上訪的學員被記錄在案,成為秋後算賬的依據。我在事後單位領導找我談話時得知,據官方秘密文件中披露的‘4·25’萬人大上訪,人數遠不只‘一萬人’,而是數萬。”

三、“4·25”評價

雖然未能遏止中共內定的打壓計劃,但“4·25”讓許多人,包括當時在場和不在場的許多法輪功學員,深刻見證了大法修煉者和平理性的內在、堅守良知的勇氣。

隨著真相的日漸傳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4·25”堪稱中國歷史上的一座道德豐碑: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全球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環境中,能有這麼多人不假思索的在同一天來,不約而同的來到同一個地方,為維護真理和人類福祉而放下了人的一切。那個時刻,真的讓天地感動、世流芳。無論黑暗勢力顯的多麼強大,無論世界上有多少政要放棄道德底線,宙的真理是不會因為人而改變的。

善惡有報是天理。每個人都有接受最後審判的那一天,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一生負責。看清真相,堅守良知,這是我們每個人在世獲得精神自由、死後在天庭與親團聚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