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稱自己更像中國人的西方人

文/舒炪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出生於中國杭州,父母是傳教士。他是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超過半個世紀,他曾描述自己:“我更像一個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

司徒雷登從小熟讀四書五經。他對中國傳統神傳文化有著獨到的認識。在《司徒雷登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他曾這樣描述:“中國傳統的文學的核心指出了人要與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諧,長期的閱讀除了加深我對中華文化的敬重外,也陶冶了我的性格,並讓我對神的信仰更加堅定。”

杭州司徒雷登像


司徒雷登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1918年他受邀國民政府,成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這位中西合璧的教育家的理想,是要把燕京大學打造成中國的哈佛耶魯。在燕京大學33年的校史中,培養出了許多大師級的學術人物,如錢穆、楊絳、費孝通等。1952年,隨著燕京大學被中共拆解合並到北大、清華、中財大等院校,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亦魂散未名湖。

司徒雷登是基督徒,對於神的篤信,使他對共產主義有著比同時代的人更為清醒的認識。他在回憶錄中有著極為精辟的論斷:“共產主義是一種惡魔的制度,它們否定神的存在,也否定人有靈魂。它們宣布一切事物都是物質,一切的行動都是唯物主義。它們強迫全人類接受它們,並運用武力及欺騙手段達成其目的。共產主義要吞噬一切以達成自己的生存,它的欲望永無滿足之日,任何善意與溫情都不可能改變它的態度,對於這個擾亂世界的惡魔我們必須全力阻止。”

司徒雷登對於中共非中國,竊政後的中共奴役中國人的惡行,同樣有著驚人的認知:“中共政權是蘇俄共產集團的一部分,它們將中國的民眾關押在鐵幕中並將之成為赤化世界的幫兇,以侵略者的姿態侵犯了一個個鄰國。”

對於二戰後雅爾達會談與波茨坦公告中美國政府向共產主義妥協而達成的對中華民國不利的結果,司徒雷登十分失望。他曾建議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是要堅持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而不是對中共的承認,並警告美國政府,“任何外交政策切莫受到利益交換以及虛偽不實的承諾,一切政策應當建立在我們的立國基礎及精神。”因為“這是神給我們國家的使命。”

司徒雷登對中共清醒的認識,影響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主導編寫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關於1944~1949年時期》(簡稱《美中關系白皮書》)觀點基調。艾奇遜說:“今後美國必將不再支持大陸上的政權。”

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1949年8、9月間連續發表五篇攻擊美國政府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標題叫《別了,司徒雷登》。毛黨魁在這五篇新華社社論裏把當時的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司徒雷登罵成“滾蛋大使”。從此,一代傑出的教育家、外交家,在中國人的眼裏就變成了“反動典型”、“人民公敵”。毛寫完《別了,司徒雷登》之後,又提筆寫下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謾罵是為戰鬥埋伏筆,一直鬥了70年,8000萬中國人為此而喪生。

通常罵人是出於氣憤,但中共罵人是為了挑起氣憤,煽動仇恨。中共的罵從來都是只有文革式的口號與標語,沒有原因與理由,只有扣帽子、打棍子的定論,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邏輯與推導。因為它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人明白被批判者的錯誤與荒謬,而是要讓人服從批判者——黨的意志,因為中共就是真正的謊言、錯誤與荒謬的制造者,仇恨的煽動者。誰跟著中共罵的最潑最狠,誰就最革命、最愛黨愛國。這種舉國體制性的罵戲、哭戲,中共演了幾十年了:罵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反動派”,也罵自己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罵美國,也罵蘇修共產國際。罵今人,也罵古聖賢,罵孔子。罵天罵地罵神佛,罵完爹後又罵娘,黨把誰放在了眼裏?什麼“反動派”、“萬惡的資本主義”、“萬惡的舊社會”、 “臭老九”、 “黑五類”、“反黨反社會主義”、 “人民公敵”、“暴徒”、“邪教分子”,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罵變成了向黨表忠、站隊表態的一種方式,罵講階級性,不講倫理與人性。罵甚至成為入不入罪的標準。中共在迫害法輪功信仰的過程中,很多地方的派出所警察、610官員強迫法輪功學員罵師父、罵法輪大法,不罵就勞教、判刑。

2008年11月17日,在美國國務院官員護送下,司徒雷登生前的秘書傅涇波之子、美國首位華人將軍傅履仁帶著司徒雷登的遺骨抵達杭州,安放在半山安賢園內,墓碑上簡單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美國時任駐華大使雷德致辭說:“司徒雷登先生出生在杭州,中國是他熱愛的國家,他把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時隔46年之後,這一願望終於得以實現。他又回到了這裏,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