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靜
1959至1961年,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饑荒劫難降臨中國大陸: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饑餓,各地上演著“人相食”的人倫慘劇。這場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禍”,至今仍是大陸官方極力封鎖的歷史。
繼中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後,中國大陸餓殍遍野,出現長達三年之久的大饑荒。中共對外宣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而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天災、戰爭或瘟疫,完全因中共一系列浮誇、冒進的錯誤政策所致。
盡管中共極力抹去歷史的記憶,但有關大饑荒的細節與真相,被《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徹底曝光。往事不堪回首,更難以回首,作者楊繼繩卻努力挖掘出當年的一幕幕真相。他說,自己沖破重重阻力完成這部巨著,是為歷史正名,也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並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現年76歲的楊繼繩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2001年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志編委和顧問。2003年起任《炎黃春秋》雜志社副社長,2015年被迫離任。他還多年兼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境外大學多次作過訪問學者。
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傾盡十多年的心力調查研究並完成了約100萬字的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搜集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采訪了上百位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大小官員、饑荒的幸存者及見證人,記了10多本訪談錄。
書裏的資料都是內部資料,檔案、會議記錄及各種地方志、縣志。“我當時是新華社高級記者,以采訪中國農業政策的演變的名義,通過新華社分社各個社長幫忙,跑了12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復印、手抄了幾千萬字的資料。”其間的艱辛難以言狀,費盡了周折,有的地區還是不讓看。他兩次到通渭,都沒能進入通渭檔案館。後來經高層朋友的幫助,他在甘肅省檔案館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檔案,在河南省檔案館看到1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陽檔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資料,在攝像頭下抄寫了8個本子,有的資料審查後再到他手裏已抽走幾頁。不管怎樣,他還是抄閱和復印了數千份源文件。
他反復查證,數易其稿,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實、詳細的考證和數據,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揭穿了長期以來官方“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的謊言。
1960年7月,蘇聯撕毀了600份技術合同,撤走專家,其影響局限在國防尖端和一些重工業領域,與農業生產毫無關系,那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多了。蘇聯六一年3月以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蔗糖,中共不要小麥,只接受蔗糖援助。沒有蘇聯逼債這回事,是毛澤東為“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了債務。楊繼繩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查資料並求教氣象專家,結論是那三年是氣候正常的年景。
這場慘烈的大饑荒,非“天災”而是“人禍”,根本上都是極權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大躍進、大修水利、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浮誇風、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民眾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虛報誇大糧食產量,導致征糧過重。所有的財富、資源、土地都被政府壟斷,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農產品換回工業生產用的機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騰農民大規模棄農煉鋼,把鐵犁、鐵鍋等砸了煉鋼鐵。青壯年都投入煉鐵和修水庫,耽誤了農時,莊稼來不及播種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蕪。糧食大量減產,各省卻“喜報頻傳”,陷入“畝產萬斤”的吹牛狂歡。公共食堂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誰不聽話就不給飯吃,“扣飯”是普遍現象。一些地區農民想開荒種地、在自家吃飯也不行,自留地收歸集體,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裏的煙囪不許冒煙。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