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三家求救信主人公露面 揭勞教所酷刑黑幕


一封藏在萬聖節裝飾品套裝中的匿名求救信，將中國沈陽馬三家勞教所的奴工迫害置於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之下。寫這封信的法輪功修煉者孫毅——馬三家遭受酷刑迫害最嚴重的人之一，於近期逃離中國。圖為孫毅在北京的留影。（孫毅提供）


2012年末，一封來自中國勞教所，夾在萬聖節裝飾品套裝中的匿名求救信輾轉到美國俄勒岡州，使得沈陽馬三家勞教所出現在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寫信的法輪功修煉者孫毅於近期逃離中國，終於以真名實姓露面。

作為《馬三家咆哮》《馬三家來信》兩書的主人公，孫毅是在馬三家遭受酷刑最嚴重的人之一。被問及在馬三家的兩年半中，有多長時間在酷刑中度過，他平靜地答說：“這些酷刑是一樣一樣換著用的，也有組合在一起用的，只能籠統說兩年吧......”

“警察被分成三組，在不同時段給我上刑，他們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輪流過來上刑。”

記者：以您為主人公的非虛構文學《馬三家來信》詳盡描述了您遭受的酷刑，對普通人來說駭人聽聞啊，請問這些描寫與您實際遭受的相符嗎？一些酷刑插圖是您親手畫的，是嗎？

孫毅：關於酷刑，那本書除了人物是化名外，敘述得非常真實，沒有虛構。而且，在我郵寄求救信之前，我遭遇的酷刑還沒有嚴重到這種程度。

畫畫對我太難了，當時想的是，如果我自己能把酷刑場景描繪出來，應該比畫家畫得更真實吧。我沒有學過畫畫，而且也不習慣用紙筆畫，那些圖是我在電腦上畫的，擦了無數遍才畫成。

在馬三家的法輪功專管隊裏，最早的酷刑是高壓電擊，但電擊留下的疤痕，很難在短時間內褪去，這樣就留下了迫害證據。所以後來警察們學會了抻刑，他們認為抻刑比電刑好，簡單易行，幾條被單加上一個架子床就可以了，能使人極端痛苦；如果把握好分寸，又不容易留下明顯外傷。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抻床”，《馬三家來信》插圖。 （孫毅繪）


這張畫的只是抻刑的一種姿勢，其實抻刑有很多種姿勢。上刑地點是在專管隊大隊長辦公室，那裏當然沒有監控了，屋裏專門放了這個普通的鋼架子床，警察的警服啊毛巾啊有時就掛在上面，床板一卸，這個架子床就成了刑具。

當時給我上刑是隊裏每天例行的公事，警察被分成三組，在不同時段給我上刑，他們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輪流過來上刑。

一種抻刑姿勢習慣後，身體通常就麻木沒有痛覺了，再繼續抻就不起作用了啊，於是他們會增加上刑次數和強度。後來呢，他們就反復測試你在各種角度下的耐受力，發明出各種花樣抻法，還給這些抻法起名玩，什麼“金雞獨立”“五馬分屍”“劈大叉”等等。總之就是想方設法把我的身體拉抻到最痛苦狀態吧，為了加大痛苦，警察也會用煙熏嗆我，所以我畫了一支煙伸過去。其實他們經常是點著一大把香煙放在你鼻子下面熏你。

抻刑之後把人放下來，通常身體就不過血，麻了，警察就派幾個勞教人員給你“松骨”，就是讓你血脈流通，他們踩胳膊、踩腿，把腿擡起來回來去地彎，捏每根手指頭，一方面不讓你出意外，一方面是讓你恢復痛感，恢復痛感再上刑才起作用。

為了讓行刑不出意外，隊裏配備了專門的醫生，隨叫隨到。醫生的職責就是提供被酷刑者的真實身體狀況，協助警察做出相應的判斷和決定，保障警察上刑工作的順利進行。

當然，這種酷刑還是有人會受傷，一般不是骨傷，是筋被抻壞吧，我見過幾個腿筋被抻傷的法輪功學員，像中風病人那樣走路，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殘疾人呢。

“勞教所的酷刑發展成為一種非常精致化的邪惡迫害。”

記者：這張“上大掛”，被酷刑的人後面怎麼還有一個棉被？為什麼腳畫得那麼大？



“我在馬三家勞教所上‘大掛’”，《馬三家來信》插圖。（孫毅繪）


孫毅：這也是我的親身經歷吧。

在“上大掛”的時候，人有時會痛不欲生，極度痛苦中可能會用後腦勺磕撞架子床上的鋼管，所以警察會在那地方墊床棉被，護住頭部，用警察的話講就是防止自傷自殘。他們非常有經驗，事先把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腿浮腫可以消腫，傷筋了也可以養好，但看得見的外傷不就留下證據了嘛，所以不能讓你有外傷。不僅頭後面有防護，連手腕的銬子上都纏著棉套，它的目的，有時候不是讓你死或者讓你傷殘，它只想折磨你的意志，讓你處於生不如死的生存狀態！

勞教所的酷刑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非常精致化的邪惡迫害，比如行刑的地方不叫“小號”，而是叫“特管室”。他會說因為你想自傷自殘，所以需要“特殊看管”，陰損的行徑被包裝成所謂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在北京調遣處，2008年的時候，據說人性化管理了，不許隨便用銬子銬人，於是警察就發明了“人肉銬子”——讓兩個“包夾”（看管我的勞教人員）用他們的四肢夾住你的四肢，迫使你一動不能動，這是比上銬子還難受的，也是我親身經歷過的。

把腳畫得那麼大，是因為當時就是那樣。長期上大掛，最痛苦的就是這個腿和腳了，小腿比大腿粗很多，像大象腿一樣，腳腫得像巨大的面包，襪子和鞋肯定是穿不上了，只能踩在鞋上，而且小腿和腳會滲出一種帶血的黏液。

極度困倦中，最痛苦的事就是睡過去，一睡著，身體就會“掉”下來，手腕被固定在銬中，結果銬子就切進了肉，巨痛就把自己疼醒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連續的折磨。隨著你困倦的程度，時間間隔會越來越短，他們用這個方法讓你長期不得睡覺。我最長一次是連續8天9夜，估計是受這種刑時間最長的一個人，是極其痛苦的。沒有經歷過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記者：這張圖畫的是您被捆綁在一個刑具上嗎？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組合：“死人床”與“上開口器”，《馬三家來信》插圖。（孫毅繪）


孫毅：這個不是刑具，其實就是普通的醫用護理床，勞教人員把它叫做“死人床”；嘴上戴的東西叫開口器，是給口腔做手術時用的醫療器械。同架子床一樣，任何東西都能被警察用作刑具，這個酷刑就是警察利用治病救人的醫療器械來折磨人。

用開口器撐開嘴，開始是為了絕食時方便灌食，後來你不絕食它也給你長期戴上，它就成了刑具了。長時間戴開口器，口腔肌肉就會被撐得無力收縮，下巴脫臼，拿下開口器嘴也閉不上了，下巴合攏不回去。畫上的這個“包夾”，曾經拿著木頭馬紮打我的頭，有時他往我嘴裏吐痰、撣煙灰，有時往我眼睛鼻子裏抹辣椒面、芥末油和大蒜，因為整治我，他後來立了功，提前解教回家了，勞教所專門獎勵這種人。

在這個下面有軲轆、中間有便溺口的“死人床”上，我躺了七八個月，因為雙手戴銬，我被放下來的時候，左胳膊韌帶拉傷，雙腿肌肉萎縮，不能行走，一段時期的恢復後，行走仍有困難，連一個很小的臺階我都不容易上下。“解教”回家後經過煉功，我才漸漸恢復，經過幾年後才恢復正常。

這個開口器我畫了三天都沒畫成，後來我躺在床上用手機自拍自己張開嘴的樣子，然後照著照片畫，那時我才知道，畫畫是可以“臨摹”自己的呀。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金雞獨立，《馬三家來信》插圖。（孫毅繪）


記者：您給自己的親人看過關於您的書嗎？

孫毅：我曾把《馬三家來信》這本書當作生日禮物送給母親，後來聽一位和我媽關系好的同修阿姨說，母親看書後，哭了很長時間。這對她來講太殘酷了！她畢竟是個母親，怎麼能承受呢？兒子受苦，疼是疼在母親心上……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呢，所以每次回憶這事，我都受不了，痛悔不已……

每次我出事，對母親都是非常大的打擊。她夜裏睡不著覺，擔心我的生命安全，經常做噩夢，半夜驚醒，所以心臟就非常不好，她的去世跟我受迫害有很大關系。我這次出走，沒帶什麼出來，但帶了一些我母親的照片，只能是多思念思念她吧……

這些年我經常流離失所，不在家，警察就經常騷擾我妻子，問她我在哪裏、幹什麼，不修煉的妻子甚至還被抓到洗腦班去洗腦！所以妻子太痛苦，一度曾經拒絕看這本書，也不願意知道我的事情，對她來說，看這些就像再次經歷折磨一樣。她也是總睡不好覺，夜裏經常做噩夢，甚至有一次做夢與我一起到了國外，還是流離失所的狀態，得不到安寧。

本來我們是剛剛一起過了20周年結婚紀念日，又突然出事，我不得不出國。這次分開，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在這個國家，許許多多修煉人的家人、親人、朋友，可能都在過著這樣的生活，可能因為很小的一件事情，隨身帶了一本書或一枚護身符，或者手機裏有法輪功的電子書，或送給人一張真相光盤，或者只是翻墻或到朋友家串門等等，就會一下子改變命運，從此失去工作、被迫離家或被關到監獄、勞教所裏，然後就是長期的奴工勞動、體罰虐待侮辱，然後就是孩子、老人沒有人照料……沒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個家庭遭到滅頂之災，這樣的事太多了。還有些人就此失去生命……
“這些酷刑在全國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記者：在大陸，您所遭受的這類酷刑很普遍嗎？對您實施酷刑的警察都是什麼樣的人？後來受到什麼處理嗎？

孫毅：我所遭受的這類酷刑在中國大陸是普遍存在的，目前更多是發生在法輪功學員身上，在其他如上訪的、維權的及犯罪嫌疑人中也有，但不會如此嚴重吧。

比如謝陽律師（大陸維權律師謝陽是“709”大抓捕事件的在案人之一）受酷刑的細節最近在國內外得到廣泛關註，是謝陽有機會通過律師接見把消息傳遞出來，更多人受酷刑的事實因為各種原因都被掩蓋和封鎖起來，官方媒體不會曝光，即使有些能在自媒體上曝光，也很快會被刪除“和諧”掉了。在中國，無論你是誰，凡是堅持真理、堅持維權的人，最後幾乎都會遭受酷刑。

在中共血腥統治的歷史上，酷刑現象幾乎無處不在，非常廣泛，只是因為中共對媒體的嚴格管制而很少人知道真相而已。只有少數個案為人所知，比如文革時期對所謂“右派”林昭的虐殺，對李九蓮的活摘腎臟器官，還有大家都知道的張志新被割喉行刑。

法輪功學員受酷刑，大陸民眾關註得少，很少會主動了解和傳播，主要是中共長期恐怖統治造成的吧，與中共不一致、關註這個群體就會有危險。於是民眾本能地對中共插手的事采取回避態度，避免惹禍上身，這也是民眾在中共的高壓下以求自保的一種方式吧。

我所經歷的這些酷刑，據說是從馬三家女所、以及錦州勞教所、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那些地方學來的，那個時期全國的監管場所都互相交流學習整治“法輪功”的先進經驗，所以這些酷刑在全國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我所在的馬三家教養院法輪功專管大隊，由於暴力整治法輪功工作有成效，當時曾被評為省級先進單位，大隊長提升為所長，下手狠的警察也都立了功，得到了獎勵和晉升，書裏說的就是實際情況了。

一般給我行刑的都是年輕的警察，對法輪功的整治成果直接與警察的附加工資、獎金掛鉤，也是警察晉升、立功的機會，其實是中共以利益誘惑來讓他們犯罪吧。有被動參與的，也有少數良知尚存的。我知道有一個學法律的小警察，因為不願參與這些，後來被排擠走，去看監所大門了，警校畢業的一般下手就狠些。

我受酷刑情況曝光後，家裏就給我請了江天勇律師，幫助我家人到處發信、控告責任警察，所以後來他們有所收斂，我所在的法輪功專管大隊最後也解散了。聽說那幾個責任警察後來也沒升上去，也是替罪羊吧。

記者：除了身體的摧殘，據您所知，酷刑會還給人留下什麼後遺癥？

孫毅：酷刑迫害的後遺癥各種各樣，這跟每個人身體、心理承受能力都有關系。嚴重點的，會精神不正常，會出現錯亂或臆癥，有的是人格分裂，像“709”李春富律師就比較典型了，他被關押放出後就確診精神分裂；還有就是失憶、健忘等等。

我聽江天勇律師講過，他在洗腦班被酷刑折磨三個月後，出來連自己最常用的信箱密碼都記不住了。輕一點的會出現心理障礙，比如多疑、不信任、沒有安全感等等，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怕”。還有就是消沈、冷漠、自閉、不願與人交流等等，也有受挫或是氣餒的感覺。

其實你看看大部分中國人那種明哲保身、回避政治、對人權和正義事件表現出的冷漠狀態，就知道中共這些年的極權統治和酷刑迫害對國人所造成的影響有多深重：使中國人整體上產生了嚴重的心理變異。

只有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強的人才不會留下太多的後遺癥，他們因為戰勝了酷刑，所以會有一種經歷粹煉後的成熟和堅強，一般都是有信仰的人。

記者：您覺得如何能制止酷刑的發生？

孫毅：我認為，通過國際輿論壓力會使中共有所收斂，但卻不能治本，酷刑可能會變得更隱蔽、更黑箱操作。因為共產制度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酷刑是制度性的必然產物，就像腐敗現象一樣。所以要治本的話，就得結束這個根源。

系統化的酷刑最早針對法輪功學員，後來針對上訪者，到現在是竟然對人權律師也用酷刑，範圍越來越擴大。“雷洋事件”說明，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也不再有安全感了。極權制度下，民眾都遲早會感受到這個殘酷現實的，一批批的人都在覺醒，都感覺不能再繼續沈默了。目前中國民眾發起了各種反酷刑聯盟、聲援活動，這也是一種覺醒吧。民眾覺醒的過程也是解體中共的過程，當更多民眾從中共的黨、團、隊邪教組織脫離出來，拋棄它，中共的解體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