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玉心
旅居溫哥華的學者王玨,當年“六•四”事件的親歷者,(2012年)在“六•四”紀念日來臨的前一個星期,在一家咖啡館裏打開了話匣子。他是老北京,隨著那段扭曲的歷史經歷了幾乎北京所有的大事,他毫不掩飾地稱自己為“活化石”。
王玨曾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坐過牢,也曾經名聲大振,然而那份中華炎黃子孫的強烈責任感,一直驅使他要還原歷史的真實。他坐在記者對面,煙一支接一支地抽,向記者述說23年前他目睹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的屠殺,追憶那位他不知名的、勇敢站出來阻擋全副武裝的士兵的北京市民,他被開槍打死了,那是“六•四”中共軍隊打向民眾的第一槍。
那段被中共當局扭曲的歷史實在太煎熬人了。
路口布置士兵迷惑民眾
1989年6月4日的前三、四天,當時北京已經發布了戒嚴令。王玨的腦中再現那個血洗北京城的夜晚。他回憶說,當時北京城的每個路口都停了兩三輛軍車,士兵們是執行任務的,不說話不做什麼,手無寸鐵,目的是迷惑老百姓。
每天都有學生、市民,圍著他們講道理,整整說了三天。人心畢竟是肉長的,一天一個感人的場面出現了:一個當官的,可能是排長,被群眾感動了。他站在臺子上說:“北京市民們,親愛的學生們,我們不殺學生,相信我們,我們沒有槍,大家起來叫他們看看。”
王玨說:“當時我在政府部門工作,我愛人懷孕9個月,我帶著她去了天安門。當時三個喇叭同時在廣播,而那邊共產黨的大喇叭也一直在播放。晚上10點多了,我就送她回家了。廣場還有很多人,地下通道也有很多人。我家住在永定門附近,快騎自行車7、8分鐘就到天安門。”
他說自己心裏惦記著天安門廣場,軍車是否有舉動等,就騎車到了永定門,這是離天安門最近的路口,然而那兒擋軍車的人特別少,人們都在木樨地或長安街的兩邊擋軍車。永定門這個路口離天安門10分鐘,因為外面有一個火車站,裏面全是部隊的人,而街上只有兩輛迷惑老百姓的軍車。
所有人都在槍口之下
天氣很熱,軍車敞開雨篷,軍車後面都是老百姓用來堵軍車的磚頭。突然一個中年女知識份子,特別慌張,從永定門外騎車過來。
當時王玨正在永定門橋上的軍車旁,過了護城河就是永定門橋,往外道路拐彎了,是一個開闊地,再外面就是火車鐵軌,下面有人工挖的一個通道。
那名女子非常緊張,頭發都炸起來,無法抑制自己的驚慌。她騎車“喳”就停在開闊地的中間,同時喊:“北京市民們,同學們,快躲開吧!你們是擋不住的,全副武裝,你們是擋不住的。”說著就騎車跑了。可是人們在路口什麼都看不見,北京安靜極了,都在擋軍車,還沒有發生部隊進來的事情。
王玨立即想去看看開闊地那邊,因為那女子看到了。有人聽到後害怕得回家了,只有三、四人過橋。橋這邊也都亮著路燈,開闊地顯得特別亮,大約有20多人在那兒。所有人看上去都是那麼緊張,可是王玨什麼都沒有看見,但他馬上明白過來,是在一個盲點上,因為橋是窪的。
所有人都那麼緊張的時候,王玨回憶道:“我才看到,全副武裝的士兵出來了,可能10個人或12個人一排,我沒有細數,全是鋼盔、上著刺刀,全部端著槍,一個方陣,以急行軍速度出來了。”當時腦子想著怎麼形容它:“哦,一塊大鐵板出來了!”在眾目睽睽下出來了。北京市民一直在擋軍車、擋部隊,這個部隊應該是最先進來的,因為它離天安門最近。人們的頭發都炸起來了,所有人都在槍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