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摘器官調查中的那些人與事
專訪前美國智庫研究員葛特曼
文/李辰
前美國智庫研究員、獨立新聞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
“這是一年的早春，很冷。那天突然有絲絲暖風吹來。由於一些原因，（長春黑嘴子女子監獄的）看守打開了所有囚室的門。陽臺上有柵欄，女囚犯們都站到了陽臺上。遠處的山頂上覆蓋著白雪，有早春的花兒初綻。
一位姓孫的法輪功學員開始自發地輕輕哼唱，唱的是“為你而來”，其他法輪功學員一起跟唱……知道主要歌詞後，其他的囚犯（非法輪功學員）也跟著唱了起來：
“跨越千山萬水，我一次又一次為你而來，我為你而來……我因為愛你而來……”
他們開始哭泣，然後每一個人都哭了。7個囚室的所有犯人都哭了。
看守開始說：“好了，好了，回到裏面去。”每個人都回去了，看守鎖上了鐵門，再也沒有打開。
華盛頓DC，美國國會聽證會的大樓外，初秋的傍晚，陽光依然明媚。倚著高出地面的一塊草坪的側墻，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點燃一根煙，他有時低頭，有時眼神投向遠方，眼中依稀有淚光閃爍。
他說：“我深深地被感動了，這是個非常感人的故事……歌聲中，你嗅到喜馬拉雅山的氣息、海洋、空氣、整個世界……”
葛特曼回憶，這是2008年7月一天的淩晨兩點，逃難到泰國的長春法輪功學員在曼谷給他講述的一段親身經歷。
故事後面的人打動了我
葛特曼是一位美國人，不是法輪功學員。他是前美國智庫研究員、《大屠殺》與《失去新中國》作者、獨立新聞調查記者。
在習近平最近訪問美國前夕，他應邀就法輪功和中國人權問題出席美國國會聽證。聽證會結束後，他和大紀元記者分享了他是如何走近和調查法輪功受迫害以及被強摘器官黑幕的故事。
“這些故事都是非凡的。在今天的國會聽證上，每一個人（數人）都在談論法輪功，你知道這些是事實。但是，真實情況是，在這些事實的後面是人，是那些偉大的故事， 展現的非凡勇氣的故事。”
“我被這些故事所展現的勇氣所感動，特別是長春插播者（2002年3月5日，中國長春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危險在長春有線電視插播了近一個小時的法輪功真相節目，有力拆穿了中共散布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案’的謊言。有多位參與插播的法輪功學員接連被殘酷迫害致死）。我非常感動。這就是我開始做的，記錄這些故事。”
《失去新中國》一個章節的緣起
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時候，葛特曼在北京工作。
“7月22日，CCTV（大規模詆毀法輪功的電視）節目播出的時候，我在北京一家為北京電視臺服務的公司工作，同事告訴我：‘Ethan, Ethan，他們在電視上談論法輪功。’所以我看了節目，但我並不相信節目所說的。我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我不喜歡被告知去做什麼。所以當中共政府說，你不能研究這個，不能看這個…… 那麼我會說：‘我能做這個，我將要這麼做。’”
在北京富豪大廈（音譯）的停車場上，我聽到音響喇叭說，不要煉法輪功，法輪功是非法的。氣氛壓抑，有人開始哭……
就在兩天前，我曾去了中南海的府右街，我看到一些老年婦女（法輪功學員）被扔進巴士中。這是7月20日的下午，我去了那裏，一輛接一輛的巴士，警察們將那些老年婦女扔進巴士中，然後開車走了。氣氛很怪異，我不理解我所看到的。但是我知道，在中國這是個重要的事情。
多年來，（在中國）所有的宣傳都關乎反法輪功，很多人失蹤了。
1999年10月份，北京有一個很大的新聞發布會，那是那年10月28日，北京法輪功學員首次舉行北京法輪大法新聞發布會。葛特曼有兩個新聞界的朋友到了現場。其中一位記者是Calum MacLeod，他為南華早報寫了一篇稿子。後來，因為這篇報導，南華早報網絡版被當局禁了好幾個月。
“舉辦這個新聞會的人必須逃過警方的追查，搭乘和換很多不同出租車，最終做成這件事情。新聞會在一個秘密的地方舉行，一位年輕女士（丁延）展示了她受到的酷刑折磨，她是一位發型設計師。三年後，她死於水牢。我看了有關她的影片。她來自河北省，當時26歲，很聰明、很活躍。她後來死了，這是個令人唏噓的故事。”
2004年，回到美國的葛特曼在紐約出版了一本書《失去新中國》，書中有一整章節寫的是法輪功，有關他在中國的這段經歷。
一個看似簡單的畫面觸動了他的心弦
因為《失去新中國》這本書的發表，一位法輪功學員詢問葛特曼是否可以寫一本關於法輪功的書。
葛特曼很奇怪，他以為在中共的瘋狂打壓下，法輪功在中國早已不復存在了，他問：“中國還有法輪功嗎？”他獲得的答案是：“是。”於是，他答應和法輪功學員談談這件事情。
“後來，我在美國北卡見到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女法輪功學員。她非常真誠，告訴了我很多有趣的故事。”
一個看似簡單的事情觸動了葛特曼的心弦。
“她告訴了我在半夜裏他們是怎麼去發放這些材料的。一個主要的問題是狗吠，（因為）半夜的時候狗可能會叫。對我來說，這是一幅如此有力量的畫面——他們如此地付出，他們願意付出他們的生命來將這些材料放在人們的家門口。這些人在冒著巨大的危險散發（法輪功無辜受迫害的真相）資料。”
“這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故事，這也是我開始對長春插播事件感興趣的部分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我是計算機監控專家，我知道代理服務器所有這些技術上的事情。這讓我思考，開始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的故事。”
此後，大約從2005年、2006年的時候，葛特曼開始著手法輪功受迫害的調查。
加拿大蒙特利爾驚魂
葛特曼新書《大屠殺》書中的第一個采訪大約是十年前，是在加拿大蒙特利爾。
“我們那天（和助手在一起）訪問了兩個人，采訪時間不是很長，我們車子停在一個大停車場上。我們的車被搶劫了，所有的東西被偷走了，只剩下隨身帶的護照、電腦以及身上穿的衣服。留在車中的衣服、洗漱用具都沒有了。”
這件事情讓葛特曼知道，中共在蒙特利爾安插了很多特務。不過，中共特務低估了他。
葛特曼說，他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不使用固定的手機。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每到一個城市，他買一個普通便宜手機，使用一兩周，然後丟棄。“因為監控很厲害，並且我不想讓（受訪者）惹麻煩和陷於風險中。”
采訪中，其中一位老婦人提到了自己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在獄中被強制體檢的事，顯然她並沒有意識到此問題的重要性，而繼續講述她在獄中受迫害的經歷，以至於葛特曼不得不將她的話題重新拉回來。
事實上，這位老婦人對這些體檢的目的一無所知。看到葛特曼對一個看來無足輕重的體檢如此有興趣，她當時甚至為此感到有些惱火。
“所以，她不知道我的訪問和強摘器官之間的聯系。”正是受訪者的這種自然流露，讓葛特曼感到這背後隱藏著一個可怕的黑幕，因為他感到這不是一個醫生進行的正常的體檢，醫生看起來是在處理一具鮮活的“屍體”。
葛特曼回憶道，他記得當時那一刻，感到自己脊梁骨一陣陣發涼，全身不寒而栗。
首次感到強摘器官指控的嚴重
葛特曼介紹，在蒙特利爾，那時有三位女士剛剛從中國大陸抵達加拿大。她們中沒有人會說英語，她們都有因修煉法輪功被關押勞教所的經歷。
但是，這次訪問令葛特曼首次感到中共強摘器官“嚴酷和嚴重”。
“其中一人從農村來，口音很重。他們給她做體檢。她說的體檢，我覺得是毫無道理的，因為都是檢查腎臟和肝臟的功能、眼睛、血型、組織匹配等。 檢查眼睛不是視力測試，而是檢查眼角膜。”
“她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次體檢和強摘器官有關。她很奇怪我非常關註這個體檢；她一再向我強調她所遭受的酷刑。”
在葛特曼後來的調查中，很多受訪者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他的內心的恐懼——強摘器官真實存在，並且廣泛進行。很多法輪功學員甚至是在家中被強制采集血樣，被提取組織樣本匹配。
“我很小心地不讓受訪者知道我在做什麼，不是只問體檢的事情。有時候我和對方談論8小時，來獲得整個故事，包括在勞教所發生的一切。這樣我能夠判斷對方的話是否可信。”
“我希望讀者閱讀這些故事後，作出自己的結論。這是我的想法。”
中共很多高層、公安人員修煉法輪功
葛特曼不希望他的這個調查故事起始於1999年4月份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初。他想從更早的時候，在中共迫害之前，從法輪功在中國傳出的時候開始。
旅居加拿大多倫多的丁靜（Dingjing, 音譯）滿足了他的願望。“一開始，她沒有同意談， 說她的故事沒有什麼有意思的。”
丁靜當時給葛特曼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因為“在見面的時候，她看起來很興奮，她給我們兩個人都準備了茶和咖啡。我想她不知道我們兩人的習慣是喝茶還是喝咖啡，所有兩種都準備了。”
在談話中丁靜介紹，自己是北京三個法輪功煉功點的義務協調人，一個是在中央電視臺（CCTV），一個是公安局（PSB），另一個是在玉淵潭公園，那裏很多中共高層官員煉法輪功。
這些信息對葛特曼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我在書中用了很多筆墨。”
“她退休了，是一個幹部，組織能力很強，她很小心，不告訴我們一些人的名字。我相信，李鵬妻子是法輪功學員，她說，不少高層官員修煉法輪功，包括秘密警察。”
“1997、1998的時候，便衣警察開始在丁靜所在的煉功點出現了，他們假裝對煉功感興趣，因為這些人偷偷在背地裏吸煙（法輪功學員不吸煙）。他們總是來，一直問問題，問法輪功學員的姓名、地址等個人信息。後來1998年，北京電視臺播出了一個反法輪功節目。（其實，種種跡象讓）丁靜在1999年初就預料到迫害會發生。”
葛特曼表示，這段故事成為了整本書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些中共內部人士修煉法輪功（法輪功修‘真、善、忍’），意味著他們做出了道德上的承諾，這令共產黨感到害怕。”
在調查中，葛特曼還得知中共主管財政的某位官員X透露，一份在1996年下發的紅頭文件說：我們將取締法輪功群體。這是紅頭文件，這意味著這是一份非常機密的文件，僅下發給共產黨的高層。這種文件，是你看過之後就要扔掉的。這位官員現在在上海，已經不再擔任原來的職務。
泰國曼谷的日子——一個巨大的突破
除了訪問加拿大和美國很多地方，葛特曼還去了香港、臺灣、澳洲、泰國等地。
“2008年，我去泰國曼谷，那裏有超過一百名的法輪功學員。在曼谷的日子是巨大的突破，我深受感動。這些人在和我談之前，沒有和任何人談過。”
“法輪功學員在那裏生活很困難，她們不會說泰國語言，她們在那裏等待其它國家接受難民申請。有人去了芬蘭，有人去了加拿大、紐約，他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這是一段很棒的經歷，因為他們每個人都互相幫助，他們和其他的難民是如此的不同。”
“這些（法輪功）難民居住在一個非常擁擠的公寓中，天氣很熱，沒有空調，我們在一起吃東西，他們告訴我他們在監獄中的故事，經歷酷刑，很可怕的那些經歷。”
“很多人來自長春，他們知道長春插播者的故事，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來了解他們是誰，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切開電纜，插播了大約一小時的(法輪功）真相，有關長春插播的《偽火》（分析中共當局栽贓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自焚的影片）……我覺得這些故事非常令人信服，非常有力量。”
“她們告訴我大卡車（大卡車是法輪功學員劉成軍的外號，他是長春真相插播的主要成員，後被迫害致死）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這些都是震撼人心的故事。” 在這裏，他也得知了其他插播者的故事，侯明凱……
該采訪文章的第一部分開頭獄中唱歌的那一幕也來自這裏。
葛特曼說：“訪問的過程很累，我們從那裏離開的時候已筋疲力盡。”
另一個感動的畫面
並不是所有的采訪故事都在他的書《大屠殺》中獲得了呈現。
葛特曼介紹自己去香港呆了兩個星期。在那裏，印入葛特曼眼簾的是——很多法輪功學員臨時住在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狹小的地方，條件看起來很糟糕。她們都坐在那裏，向中國撥打法輪功真相電話。
這個簡單的畫面再次觸動了葛特曼的心弦。他解釋說，自己感到了法輪功學員付出的可貴。
“中國那個環境不能講真相……她們所抗爭的不是個人的修善、修忍，她們努力爭取的是去把真相講述出來，這太難了。”
每個人和強摘器官的真相相連 揭示真相最難也最重要
在2015年9月18日美國國會的那次聽證會上，葛特曼披露了“追查國際”的一個報告研究結果，強摘器官有加劇的趨勢。
葛特曼說：“事實是，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與之（強摘器官）聯系在一起。當希特勒死亡的時候，這意味這納粹就不存在了嗎？他們的罪行就不存在了？這是可笑的。整個國家都必須考慮他們都做了什麼。納粹做了什麼，他們做了什麼。這是最難的事情之一，但是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看來，美國國務院知道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真實的。這是真的，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規模變大。他們確信這是真的。如果他們知道，他們需要說出來。我們是如何知道的？因為是通過王立軍證實的。他們沒有權利捂著這個信息。王立軍希望得到保護，他們（美國國務院）沒有給予王立軍保護，將他扔到狼群裏面了，對嗎？所以，他們（美國國務院）能做的是，告訴我們真相，王立軍在那24小時中說了什麼。”
“美國國務院欠世界一個真相，我相信王立軍（在成都中領館）談到強摘器官，這是他人生（經歷）中巨大的一部分。王立軍因為摘取器官還曾獲得一個獎。”
“王立軍、薄熙來、周永康都落馬了，這是因為中共的派系鬥爭。我們需要做的是，將（他們的罪名）糾正，歷史記錄是重要的,（他們真正罪名是迫害法輪功、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是我們唯一能夠為那些失去他們所愛的親人的家屬所做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糾正歷史，揭示事情的真相。”
“真相，這是至關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有關真相。”
“把真相揭示出來，這是法輪功所做的，這就是法輪功改變中國的方式，而不是通過交易。”
中共整個系統在掩蓋
“中共在掩蓋。他們沒有一人承認。這(強摘器官）會讓整個共產黨名譽盡失。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消滅異己……所有的這一切都糟透了，但是，（強摘器官）這是最糟糕的，因為發生在現代社會，並且還在繼續發生。
“作為人類來看，這(強摘器官）是群體滅絕，已蛻變至大屠殺。這威脅到這個政黨（的存在）。在人還活著的時候摘取他們的器官，這是一種可怕的死亡方式，整個醫生、外科醫生系統的可怕腐敗方式。非常危險，就像是一顆炸彈或者是得了癌癥。”
法輪功真相關系著中國的未來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記者深深感到葛特曼對中國、中國人抱有一種獨特的情懷。
他說：“問題在這裏，這個問題關系著中國的未來，關系著中國將變成什麼樣子。”
“我為什麼會被法輪功問題吸引? ”
“法輪功代表了一種我在中國生活時並不常見的東西，代表了一個道德的中國，一個道德至上的中國，這是最重要的。當我想到的是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需要更多的道德價值。看看俄羅斯發生了什麼？沒有道德價值觀，這不是一個成功的國家，甚至是共產主義（去除）之後。”
“從法輪功學員的抗爭中，我看到了未來。圍繞在法輪功問題上的（正邪）較量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重要，這可能決定中國將如何崛起。”
編註：美國人葛特曼是前美國智庫研究員、《失去新中國》的作者、獨立新聞調查記者。就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葛特曼歷時五年調查采訪一百多人，包括警察、醫生、勞教所的幸存者。他將調查結果編撰成書，即《大屠殺》(the Slaughter)。
他在此書中披露，器官活摘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中共活摘器官始於1990年代末，被囚的維吾爾人曾是器官來源；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後，最大的器官活摘受害群體是法輪功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