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智真
古語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言志，是詩人作詩的總目的，表達詩人的志向、理想和抱負等。
受傳統文化儒、釋、道思想的影響，在我國詩歌史上，詩品與人品俱佳的文人，無不弘揚道德正義，鞭撻社會黑暗勢力，仁民愛物，認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應該是人生和詩文創作的永恒主題，無數詩人都用他們的詩歌創作來實踐這一主張，陶冶人們的心靈，令人回味無窮。
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尚書·堯典》曾歸結出“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的創作規律。在《論語》中孔子的詩教占有很大比重，把《詩經》列為儒家必修的經典之一，借助詩書禮樂等形象化的形式，教育學生，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倫理關系，潛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以達到修身治國平天下。
詩言志，無論是直抒胸臆，還是通過象征手法來表現自己的心曲、寓志於形象之中，其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或借史藏慨，或遊仙托志，或借人抒懷，或托物言志，詩人在其作品中所傳達出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責任感。
當然，詩人對於真理的探求、對永恒的向往，可以是深邃的沈思，可以寫滔滔萬裏江河，也可以寫堅貞的松柏、傲霜的梅花、高飛的鵬鳥，或是急促的鼓點，或是婉轉的琴弦，這些在詩人的筆下無不化為美妙的詩歌，並寄寓著深刻的思想意義。
戰國時屈原所作《離騷》，便是明志之篇。“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他“上下求索”，上天入地，朝發蒼梧、夕至縣圃；上昆侖、涉流沙，至西海……表達出詩人對真理的矢志不渝的追求。
他通過各種鮮明的藝術形象如鸞鳥、鳳凰、香草、菊花等，來表達自己敢於堅持真理，不與社會黑暗勢力同流合汙的堅定意志，寫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他頌揚古代的聖王和賢臣，如堯、舜、禹、湯、後稷、文王、伊尹、呂望、周公等，贊美其德行，“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他反復談到“民”的問題，“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之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寄托了他對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
從晉代陶淵明寫的《歸去來兮辭》中，人們讀出了其“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操守。陶淵明自幼受儒、道思想的影響，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志趣，“安貧樂道”成為其為人準則。
他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賢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不趨炎附勢，任何時候不違背自己的良知。
他以蘭、菊和飛鳥等喻志詠懷，如他在《幽蘭》中寫道：“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寫出內蘊著芳香之氣的蘭花正等待著清風的吹拂；他在《時運》中寫道：“山滌餘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寫山村的早晨，晨霧漸漸消失，南風使新苗長上了翅膀，翩翩欲飛。
他的田園詩表達出的返樸歸真的心境，表現出其守志不阿的君子之節，真正做到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唐代的杜甫一生憂國憂民，以其自覺和深沈的社會意識，創作詩歌，其詩“渾涵汪茫，千匯萬狀”（《新唐書》）。
杜甫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其詩既有“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望嶽》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月浮”（ 《登嶽陽樓》 ）的氣吞八荒之勢；又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春夜喜雨》 ）的精細入微之處。
他寫的：“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 《洗兵馬》）、“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秋興》），都浸透著詩人愛民憫生，渴望四海升平及對博施濟眾的贊美。
“詩言志”的內涵非常豐富，古人說：“詩之基，其人之胸襟”、“精騖八極，心遊萬仞”，詩人可以把已有的事物、將有的事物都調進他的藝術作品中，而不受過去、現在、未來，天上、地下、人間的時空限制，在人們的心中顯示永恒。
唐代李白在《古風》中寫的“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描繪出馳騁在仙境中的美妙，充滿對神仙世界的向往，這也構成了其詩清新飄逸的風格。
唐代王維在《終南山》中寫的“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描繪出終南山的巍峨壯麗、白雲青靄的萬千氣象，也體現出其修道好道的高遠心志和澄凈心境。
唐代王之渙在《登鸛雀樓》中寫的“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不僅描繪了無限廣闊的藝術圖畫，更道出了十分深刻的哲理，給人以向上的勇氣和力量。
宋代陸遊在《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中寫的“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戌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表達出其始終堅持收復失地、恢復中原的堅定信念，他一生以梅花的品格自勉，著名的詩句有：“高標逸韻君知否，正是層冰積雪時”（《梅花絕句》）。
歷史上偉大的許多詩人都是真理和道義的追求者和捍衛者，他們的優秀作品至今仍在展現著高風亮節、不謀一己之私的語言形象。作為社會的良知，他們備受人們的尊重，其詩品與人品交相輝映，使人們在學習、研究其作品中能學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追求光明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