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載入史冊的圖片和它背後不平凡的故事

文/梁博

發表於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報》二版頭條的報導：〈老少皆煉法輪功〉。


二十多年前引起很大反響的《羊城晚報》二版頭條：《老少皆煉法輪功》的圖片報導，出自於才情橫溢的黃於楊。現在，她年已不惑，從中國到海外，十幾年的漂泊和流亡，令人不禁好奇其背後那不平凡的故事。

十幾年的漂泊和流亡，從故土到異鄉，從中國到海外，她曾經當過餐廳招待、廚師、戶外領隊、鄉村圖畫老師、平面設計師……她的親人朋友不知道她是活著還是死了。

前《羊城晚報》美術編輯黃於楊。（本人提供）


如今，她年已不惑，卻仍然直發披肩，眼神清澈，仿佛仍然是20多年前《羊城晚報》綜合副刊裏那個才情橫溢的美術編輯。

文人家庭裏的叛逆才女

她在中國的名字叫黃於楊，1970年出生於中國南方一個典型的文人家庭。父親是著名翻譯家，原廣東人民出版社《隨筆》雜志的主編，母親是《羊城晚報》編輯，“於楊”是她父親曾經用過的筆名。

但是，原本優越的家世在那個“文化革命”年代似乎成為一種恥辱和不幸。黃於楊的父親曾背負“裏通外國”的罪名被掛上70斤重的牌子批鬥，蹲過牛棚入過獄，母親在噩夢中的尖叫常常將小於楊從夜半沈睡中驚醒。

和中國當時絕大多數文人一樣，黃於楊父母親將恐懼和絕望藏在心底，將頭低到了塵埃。而黃於楊雖然秉承父親文才，11歲時就曾在雜志上發表詩歌，但是自卑和壓抑卻使她長成了一個叛逆加頹廢的少女。她留著男孩子般的超短發式，目光時而犀利時而猶豫，一副看透紅塵卻又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的倦怠神情。

少女時期的黃於楊是一位叛逆才女，留著男孩子般的超短發式，目光時而犀利時而猶豫，似乎看透紅塵卻又什麼都不在乎的倦怠神情。（本人提供）


黃於楊在華南師範大學油畫專業畢業後，進入《羊城晚報》綜合副刊做美編。199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一位藝術家鄰居的建議下看了一本改變命運的書——《轉法輪》（卷二），這是當時中國榜上有名的暢銷書。她不再遲疑，決定修煉法輪功。

她無法形容自己內心產生的震動，但是短短幾個月發生的巨大變化呈現在她身上，讓人不能忽略——她的五官變得柔和精致，氣質從容優雅，還留起了一頭黑色長發。

《羊城晚報》頭條 老少皆煉法輪功

“發生什麼事了嗎？”同事們非常好奇。黃於楊告訴他們，因為自己煉了法輪功。在上世紀8、90年代，被贊揚為“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氣功相當流行，據說每20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人在煉。黃於楊告訴同事，法輪功修煉“真、善、忍”，對祛病健身、返老還童有奇效。

主管非常感興趣。自從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親臨長春觀看法輪功煉功盛況、並給予“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評價後，包括中共團報《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多家官方媒體都有對法輪功的正面報導。隨後，主管派教科文部的2位記者和黃於楊一起騎著摩託車趕往廣州天河體育中心採訪，用鏡頭記錄下1998年11月8日那場有5000多人參加的法輪功大型晨煉。

黃於楊和記者拍了很多，後來有2張照片被選中，一張是一位93歲的老人面帶祥和雙手合十，一張是3歲半的小姑娘在打坐。這2張照片發表在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報》的二版頭條，標題是《老少皆煉法輪功》，黃於楊為自己取了“曉明”這個筆名。報導文字中還提到了，廣州皮革迪威有限公司統計員林嬋英在修煉法輪功以後，高位截癱神奇治癒恢復行走的事例。

發表於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報》二版頭條的報導：〈老少皆煉法輪功〉。


“辦公室裏馬上就像炸開了鍋”，黃於楊這樣形容報導引起的反響。羊城晚報接到很多讀者電話和來信，這份當時發行量達到150萬份的中國第一份晚報讓很多人了解了法輪功，其中很多人因此走上修煉，2位記者採訪回來後都看了《轉法輪》。

這篇報導已經載入歷史。

這是黃於楊唯一的一次記者生涯，短暫而輝煌。她因此與照片上小女孩豆豆的媽媽結為終生摯友——樊紅是位畫家，後來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功在中國遭到過各種迫害，面對鎖鏈、手銬和鐵窗毫無畏懼。多年以後，樊紅也輾轉來到海外，與黃於楊在美國奇跡般重逢，小姑娘豆豆也早已長大成人，在一所大學主修小提琴。

抹黑法輪功是“人渣才做的事情”

1999年4月25日，發生了萬名法輪功學員中南海上訪事件。從那以後，媒體被下達了封口令，不再報導法輪功，黃於楊的主管還因為98年的那篇正面報導專門做了檢討。

黃於楊是個不諳世事的女孩子，但是她所在的官方媒體做為“黨的喉舌”，以一貫的敏感嗅覺搜尋著中國歷次運動到來之前的不安氣息。6月10日，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於一身的最高獨裁者江澤民，祕密成立了“610”辦公室，專門“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並派出超過3000多名安全局特務在中國和國外調查法輪功。

從“7．20”開始的正式鎮壓是以民間大規模抓捕和媒體大面積公開批判為標志的，黃於楊的父母和同事對文革式的批判語言和風格並不陌生，每個人都清楚，江澤民的“文革”已經降臨。在鎮壓發生的1個月內，中國國內的每家全國性媒體都必須發表300至400篇文章攻擊法輪功，在《羊城晚報》，即使副刊也被下達了任務指標。

要聞部的同事拿到任務指標時甚至低聲爆了句粗口，抱怨“這麼人渣的事情為什麼要輪到自己去做”。黃於楊發現他們用消極抵抗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情願，能不做就不做，盡量踢給別的部門做。

不停滾動的印刷機發出的轟鳴不再讓黃於楊感到歡快——她感到恐懼，和父母一樣的恐懼使她發現自己的弱小。但是，她還是決定伸出自己細瘦的雙臂，去阻止那部機器毫無理性的轉動。

她拿著文章去找主管，指著其中一段抹黑文字問主管，這是不是在造謠？主管不僅答應她可以刪掉這段不真實的文字，還授權給她，以後這樣的事情不需再請示，直接刪掉好了。同事們都盡量保護她，“學習”、“揭批”和簽名之類的活動一次都沒有叫過她——這也是黃於楊多年以後才知道的。

但是，覆巢之下不會有完卵。當2001年官媒泡制了“自焚事件”後，黃於楊的父母向《羊城晚報》告發了她。報社變相開除了這個年年獲得好版面獎的美術編輯，當地“610”和公安都準備抓她。

黃於楊不得不離開了《羊城晚報》。後來，她離開了廣東，還離開了中國。

和自由重逢

2009年，黃於楊結束了在中國的流浪生活來到海外。她在加拿大溫哥華街頭禁不住嚎啕大哭，這是剛剛品嘗到的那一點點自由滋味在心頭激起的巨大回響。

她想改名，她說“於楊”這個名字太沈重，充滿了悲傷的記憶。丈夫說，你就叫伊莉莎白吧，神的承諾。

黃於楊很喜歡這個名字。她說如果真的可以穿越時光，伊莉莎白會輕輕走到1999年“7．20”時在辦公桌前迷茫無助的黃於楊身邊，拍拍她的肩膀，告訴她“別害怕，你會等到雲開霧散的那一天。”

2013年，她和丈夫把家安在了陽光充沛的美國加州。她在這裏發表了歡快的文字，她把它們叫做“擺脫了中共邪靈之後的喜悅吟唱”——“自由，自由，我們歷經寒冬，經過千辛萬苦，就是為了和妳重逢。”

她還渴盼和父母重逢，和過去的同事上司重逢，渴盼他們也和自由重逢。黃於楊說，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克服恐懼，才能走出囚徒和犬儒的困境，才不會貽害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