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文/河北法輪功學員

風燭殘年、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的父親,身上插滿了大小針管和各種監護儀器,時而從昏睡中醒來,用可憐巴巴的眼睛望著病床周圍的人……,時而又沈沈入睡。每當出現這樣的情景,我總是不忍目睹,就覺得人的一生要遭多大罪呢?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幾乎是在戰戰兢兢中度過了他的一生,所以我幾乎回憶不起他笑的表情。

劃入“黑五類”

1921年,父親出生於北方的一個農村家庭,因兄弟姐妹多而家境貧困。在他剛剛成年後,經人介紹就到山東濟南的一家鞋帽店做學徒。這段時光可能是他這一生中感覺最好的日子,因為後來在他難得有好心情時,就會談起那時的衣食住行,愜意之情就會溢於言表。也只有在此刻,才會看到他舒心的笑容。家中有兩張發黃的舊照片,可以對他所講的話做個印證:一張是他自己的半身照:四方大臉、鼻直口闊、臥蠶眉、丹鳳眼,加上油亮的分頭,用漂亮來形容好像還不夠,這和我認識的父親的形象沒有絲毫相似之處;另一張是他與兩位師兄的合影:三個年輕人都身著長袍,身姿挺拔,英俊瀟灑……

父親的家庭觀念很強,總想光耀門楣,所以在他出徒後,自己即刻開始外出做小生意。由於他的努力,終於趕在土改前為家中掙到了一駕馬車和幾畝田地,再加上農忙時曾雇過短工,這樣在土改中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被劃定為 “富農”成份,從此全家成為了專政打擊對象。在文革中被稱為“黑五類”的群體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父親的伯父在沒收田產批鬥會上,被瓜分他田產的“群眾”活活打死,這對他們整個家族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後這個家庭的成員就開始了各自屈辱晦暗的人生。

父親帶著母親在遠離家鄉的一個城市謀生,和無數中國人一樣,經歷著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每次運動中,都有許多人被整肅,甚至被殺掉。因為家庭出身的影響,父親總是小心翼翼的應對著周圍的一切。

在我記事後,記得有一鄰居夫婦,男的姓崔,是個知識分子,年輕時被打成右派,因找不到媳婦,最後娶了一個沒文化並且是地主出身的寡婦為妻。夫妻二人備受歧視,成了街道幹部的監視對象。有一天晚上街道幹部的家門前被人放火(火燒得並不厲害),老崔首當其沖的就成了放火嫌疑犯,警察把他帶到派出所,經過一天的拷問後,淩晨被人用門板擡回家,放在門外,他妻子出來看時,發現老崔已經斷氣了。

還有一件事,是我記事後聽人說的:我家居住的街道,有一天墻面上出現了一條用粉筆寫的“打倒共產黨”的“反動標語”。可能也是街道幹部的作用,當時只有六、七歲的我二哥,與此事無半點關系,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帶進派出所,警察讓他承認標語是他寫的,二哥嚇得喃喃地說:“不是我寫的。”警察又說:“你承認了,就放你回家。”二哥說:“真不是我寫的。”到了中午警察說:“你不承認,就別想回家吃飯。”二哥還是說:“真的不是我寫的。”警察掏出手槍拍在桌上,沖二哥吼著“你不承認,就永遠不讓你回家。”二哥哭著重復著那句話:“真不是我寫的。”直到天都黑了,父親才硬撐著膽子到派出所去找二哥,警察從一個上了鎖的小黑屋把二哥放出來。父親小心的問警察“為什麼事?”警察之漠然的回答說:“沒什麼事?”父親再不敢多問什麼,趕緊把二哥領回家,到家後才發現一天水米未進,在驚懼恐嚇中度過的二哥一下子變得目光呆滯,哆哆嗦嗦。經過此事後,二哥性情大變,不再有那個年齡孩子應有的活潑與無憂。後來二哥在讀小學時,常被老師和同學當做傻子,經常被同學追打。母親說,就是那次驚嚇落下的毛病。而父親以後每當想起此事來都會後怕,說當時二哥要是稀裏糊塗的承認了,咱們這個家就完了。也正是從那時起,父親走路就不敢伸直腰板,總是低著頭,雙手在前面揣在一起,快速的邁著小碎步,一副卑微害怕的樣子。幾十年的低頭彎腰,造成他脊柱嚴重變形,背後鼓起一個“大鍋”來,以致他去世後,遺體安放在木棺中,棺蓋都無法蓋嚴,這是後話。

遭遇大饑荒

母親生了我們姐弟八人,我是出生在公私合營那一年,父親不喜歡我,是因為在此之前,他自己做小生意,養家糊口還不成問題。公私合營後,父親被收編進合作商店,每月工資只有46元,要養活那麼大一家人實在太難了,全家生活陡然間變得極其艱難。尤其到了大饑荒(就是我們熟悉的所謂 “三年自然災害”) 時期,父親下班後總要到處搜尋買谷糠或一切能充當食物的東西,我的幾個哥哥需要到野外四處挖野菜,撿菜葉、剝樹皮。記得有一次,大哥騎著家中唯一的一輛舊自行車,到幾十裏以外的農村地裏撿菜葉,當時他大概有十四、五歲,實在太餓了,他摘食了地裏的甜菜,被當地的民兵抓住,關在村委會。父母見天黑了他還沒回來,正在著急,一個做裁縫的鄰居大叔來報信,說大哥被關起來了,因為大叔當時作為支農人員正在那裏工作。父親當時腿上正生毒瘡,行走十分不方便,但還是拄著一根棍子,從傍晚一直走到大半夜,終於到了那個村子。找到地方,父親從外面呼喚著大哥的乳名,大哥哭著自裏邊回應著。當時已是深秋,父親只能坐在門外的臺階上等著天亮,直到第二天早上村委會有人上班,父親說盡了好話,加上鄰居裁縫大叔的幫忙求情,大哥才被放出來,父子相見抱頭痛哭。

還有一件讓我記憶極深的事:那天六哥進家告訴母親,說四哥大便不出來。母親急忙跟四哥出去,好長時間才回來。進屋後她一邊洗手一邊無奈的跟家裏人說,四哥大便幹結的象炭塊,怎麼用勁都排不出去,自己憋得直掉眼淚,母親只得找根小木棍,一點點幫他往出摳,幹結的便塊裏有大量人體消化不了的谷糠。這種事情絕不僅僅發生在我家,而是經歷過大饑荒年代許多人腦海中永久的記憶。

歷劫“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中國大陸,對所有“地富反壞右”的打擊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那些“黑五類”稍有不慎就會被定為“現行反革命”而遭槍決。我家的外墻上經常貼一些布告,上面被打上紅叉的人名就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沒被打上紅叉的是被判處不同刑期的。市裏有一個廣場,在那裏經常開公判會,每次公判會後,布告就會貼滿大街小巷,有時上面打上紅叉的人名特別多,密密麻麻一長串。父親的單位,每次都要求他去參加,以接受再教育,而每次參加公判會回到家,父親總會雙目發直,沈默不語,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正常,一次次的驚嚇,使他的精神總是處於高度緊張中,他變得越加沈默寡語,再難以見到他臉上有舒展的笑紋。

姐姐讀書的中學學校裏,有一個五八年被打成右派的王老師,歷次的打壓,使他到文革時,人已經變得幾近癡呆,每天穿著臟破的衣服,只能幹打掃廁所、掃大街這些最臟臭的活,還經常被學生吐口水,扔石頭。即使這樣也未能保全性命。有一天他突然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原因是他不認罪,頂撞了校領導。幾天後被五花大綁的押上公判會的審判臺,宣判後又插上招牌,遊街示眾後就被槍斃了﹗這件事對父親刺激極大,因為父親很同情這位善良而有文化的王老師。

生活在那樣的歲月裏,使我們家兄弟姐妹的性格都變得膽小、懦弱。因為父親總是告誡我們:千萬別給家裏惹事。還有一件關於二哥的事:正上初中的二哥,有一天課間,和同學一起玩扔紙飛機,他的飛機扔出後,搖搖晃晃的沖向教室前面墻上貼的毛澤東像,紙飛機前頭用於固定形狀的大頭針正好紮在了毛澤東像的下巴上,此情此景使喧鬧的教室剎那間變得死寂一般,所有人都驚呆了,每個人都嚇得失魂落魄,手足無措。還是當事人二哥首先恢復了意識,蹬上櫈子,站在講桌上,急忙把紙飛機取下,又誠惶誠恐的找班主任老師說明情況。幸運的是,這位老師很通情達理,沒有責難二哥,並告訴班裏的學生,對此事不要出去聲張,最後硬是把這件事給掩蓋過去了。據母親後來說,那段時間二哥行為反常,每天去學校都是早出晚歸,正值冬季,他每晚都要準備好生火柴,第二天帶上去學校,早早的給班裏把爐火生好,以此來救贖他犯下的 “錯”,這是他在那個年齡能想到、能做到的唯一辦法。後來二哥說,那段時間他整天提心吊膽,生怕這件事給家裏帶來滅頂之災。

漫漫十年的文革結束後,父親也快到退休年齡了,所以父親的大半生都是在思想高度緊張、驚恐焦慮中度過的。

最後的等待

我在1997年有幸走入法輪大法修煉,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地,知道了法輪大法對每個生命意味著什麼。所以我深深覺得我的父母雙親——兩位老人經歷了如此艱難的人生歷程,如果不能像我一樣得法修煉,那這些苦不白吃了嗎?於是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訴他們,母親很接受,但是種種原因她沒能堅持下來。而父親卻很排斥,因為他經歷了太多的恐懼,只要和共產黨灌輸的無神論等一系列說教稍有不同,他就會本能的排斥,那些長久的恐懼歲月使他根本就不敢、也不會用自己的大腦真正去思考、去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善惡對錯。他的思想行為再不敢和共產黨有絲毫的異議。他生怕因此再給自己惹上什麼麻煩。

我因向世人講述法輪功真相,揭露中共邪黨對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群體的迫害,被誣判五年,在獄中的第三年,慈祥的母親在愁苦期待中、沒等我回來就離開了人世。後來知道母親總是懷揣法輪大法“護身符”,常念“法輪大法好”,他老人家走的很安祥,對此我心稍有安慰。而父親在我出獄幾月後,最後一次住進了醫院。院方對垂危的父親幾次下了病危通知書,而父親卻一直艱難的堅持著生命,冥冥中總像是在期待著什麼。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父親還不明白法輪功真相,還沒有認同法輪大法呢﹗面對吃力睜著眼睛看著我的父親,我站在他的病床前,大聲告訴父親:跟我一起念“法輪大法好”,父親的眼睛倏忽一亮,長籲一口氣,他的嘴唇翕動著,我一遍接一遍的念,父親的嘴也不停的動著,雖聽不清聲音,從口型上我知道父親在努力的念。最後他伸手緊緊攥住我的手,眼窩裏的淚水大顆大顆的滾落下來……,此後不久,父親又一次合上了眼睛,直到第二天中午停止呼吸,再沒睜開過。他在平靜中告別了這個給了他數不盡痛苦的世界。

就在那一瞬間,我才清醒的意識到,父親臨終前,真的是在等這句話——“法輪大法好”,這應該是他生命真正久遠的祈盼,可是卻由於我的不負責任,不理智,幾乎讓這個生命失去這無比珍貴的萬古機緣——一個飽受蹂躪的生命,在人生走向盡頭的最後時刻,終於登上了被救度的法船,真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