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的負重（下）
撣塵
文/撣塵
（接上文）
十三歲少女為何喝下農藥？
家住重慶江津市珞璜鎮周武村九社的女孩李清清，二零零零年時，她的父親死於疾病；二零零一年臘月十九，母親被綁架，並於正月初二在江津東門洗腦班被迫害致死。孤苦無依的她只好寄住在舅舅家。
可憐的清清常常因思念媽媽而哭泣。由於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的誣蔑造謠和恐怖鎮壓，同齡的小朋友們都遠離她，不敢同她玩。年僅十三歲的小清清無法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心靈摧殘，喝下了一百毫升農藥。當周圍的人知道她喝了農藥時，卻沒有人敢去救她！幸運的是，小清清喝下的是假農藥，才沒讓死神奪走年幼的生命。
遭強暴的少女
黑龍江哈爾濱木蘭縣法輪功學員玉蓮（化名），二零零零年五月進京上訪，被火車上的乘警非法扣留，後被木蘭縣警察劫持回來，非法關押。一兒一女無人照管。期間，她十四歲的兒子由於無人監護，溺水身亡。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晚，玉蓮再次被綁架、被非法抄家。家中只剩下十三歲的女兒無人照管。在她被非法關押二十多天後，十三歲的女兒孤身在家，被人強暴。
一九九八年，內蒙古霍林郭勒市法輪功學員符桂英十一歲的女兒張毅超，開始隨母親修煉法輪功。一九九九年九月母親符桂英去北京證實大法被非法勞教。二零零零年，學校發動學生簽名誹謗法輪大法，十三歲的小毅超拒簽，被校黨委書記孟憲民找去談話。市610及公安局向學校施加壓力，多次要求她簽名寫保證，否則以開除學籍相威脅。小毅超回到家，自己在背地裏偷偷哭，不敢讓家裏出面，怕引來班主任和校長及黨委書記更加嚴厲的懲罰。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霍林郭勒市第四中學以她父母都修煉法輪功為名，拒絕她繼續上學。後經集團公司協調，學校同意接收，但學校黨委書記孟憲民，每星期找她談話，要她每星期寫一份書面材料，逼她和大法和父母斷絕關系。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小毅超的父母再被綁架，只她一人在家，霍林郭勒市610及市公安局南廣場派出所秦寶庫、趙秀發、翟拓、烏力吉等十多個惡人，到她家搜集迫害證據，拆炕拆沙發，把家裏翻得亂七八糟，連菜窖也挖地三尺。二十九日晚，社會上一群孩子，到她家砸門，把窗上的許多玻璃都打碎，小毅超倍感恐懼。同年九月十七日，小毅超的父母同時被劫持在囚車上送往勞教所，家裏只剩下小毅超。當時符桂英表示：“我得看看我的女兒。”國安大隊、610惡人秦寶庫、翟拓說：“誰管你們孩子的死活。”硬是將他們夫妻二個拖到車上。
二零零二年三月一日，霍林郭勒市第四中學以她父母都修煉法輪功為名，將小毅超開除。小毅超在社會上流浪，備受歧視及侮辱。一天夜間，一惡徒從陽臺爬上二樓，砸碎玻璃，闖進她家，把張毅超強暴。
二零零二年七月，生命垂危的符桂英從勞教所回到家中，小毅超看到母親雙目坍陷、骨瘦如柴的樣子，對她產生了極大的刺激。為了躲開邪黨制造的恐怖，年僅十五歲的張毅超被迫離開家鄉，到沈陽和大連等地打工。後來，身心疲憊的張毅超在打工時又感染上了肺結核。她沒有錢醫治，想回家，可是父母一次又一次被殘忍的迫害，和周圍環境中的仇恨與恐怖，使她不寒而栗。可憐的張毅超在外暈死不知有多少次，當父母找到張毅超接回家時，已經無法醫治，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早七點二十分，在霍林郭勒市人民醫院傳染病科，年僅十八歲的花季少女離開了人世。
“媽媽，我不想死，我要上學……”
河南省光山縣城東三裏橋法輪功學員曾小龍，是曾家三代單傳獨苗，天生聰明伶俐，更是爺爺奶奶的掌上明珠。小龍九歲時已是四年級學生，學習成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小龍修煉前已是淋巴癌晚期，脖子一周長滿了膿包，流出又腥又臭的黃膿，全身疼痛，已不能進食，被醫院判了死刑。一九九七年九月，小龍開始修煉法輪功，不久便轉危為安。一年後，小龍又背上了書包。
中共迫害法輪功，陪小龍修煉的父母被中共人員抓進洗腦班。小龍的爺爺奶奶東拼西湊了一千元，惡人才將小龍的爸爸媽媽放回。因小龍修大法起死回生的神跡轟動全縣，縣“610”到處查找這個全縣年齡最小的法輪功學員。當時小龍正上初中二年級，惡人們找到小龍後，三番五次的恐嚇，並以開除學籍相威脅，逼他寫了放棄修煉法輪功的“保證書”。兩個月後，小龍舊病復發，住院醫治，根本無濟於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夭折，年僅十三歲。小龍臨終前抓住母親的手，發出微弱的聲音：“媽媽，我不想死，我要上學……”
一個少年，身患絕癥，因煉法輪功痊愈。中共逼其放棄修煉法輪功，導致舊病復發，幼年夭折，這是誰之過？
他走完了悲苦的十三年
 孫峰的母親王秀霞 |
遼寧省清原縣法輪功學員孫鴻昌一家八口，在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血腥迫害中，五死一殘。妻子王秀霞遭綁架後僅僅十六天就被迫害致死。孫鴻昌自述：“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這又是一個令我悲痛欲絕的日子。這一天，我心愛的小兒子孫峰，剛剛十四歲，卻在這一天死去了。
“兩年前在他只有十二歲的時候，他親愛的媽媽被警察殘忍的迫害致死，他幼小的心靈難以承受這巨大的傷痛。在這之前幾年，我們夫妻就被迫流離失所，幼小的孩子寄養在親屬家，孩子一直在思念父母、擔心父母被警察再次綁架，在恐懼中度日。那時候的我正被迫害的流離失所，杳無音信。在這多重打擊下，孩子病倒了，整日生活在思念、驚懼和無望中，在對媽媽的無盡的思念中，孤苦的離世……”
孩子的天問
對於一個十三歲的少年來說，父母就是他們的天空，在父母撐起的藍天下，他們自由自在的成長。在父母的呵護下，他們將夢想放飛。可是一旦失去了父母，那對他們的打擊是何等的大啊！
去年在明慧網上有這樣一篇文章《孩子的質問：這個國家怎麼了？我要爸爸！》。文中寫道：“我叫徐天懿，今年十三歲了、小學五年級，住在遼寧撫順市順城區葛布街。我本有個幸福的家庭。雖然母親身體不好，常年需要人照顧，但我爸爸從不嫌棄母親，既當爹又當娘，還要打零工養活我們一家人。
“可在六月二十日我爸爸（徐印雷、五十九歲）在鄰居阿姨家學法輪功時，被撫順市順城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副隊長焦臣等多人抓走了，幾個阿姨都被抓走了。將近一個月了，抓哪去了，到現在也不讓我們曉得。
“我爸爸過去身體也不好、多種病，看見傳單上說法輪大法的神奇，我爸爸就學上了，結果病真的好了，也能工作了。
“現在我爸爸被抓起來了，抓哪去了？我們怎麼辦呢？每天我們娘倆以淚洗面，沒有了生活的快樂。過去雖然也苦、很清貧，但有爸爸在，就是喝口大米粥吃鹹菜也很高興。
“我爸爸就是做個好人，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怎麼就不允許呢？這個社會怎麼了？這個國家怎麼了？我要爸爸！”
重慶市沙坪壩區某中學的退休高級教師雷正夏，有一個養女，十三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明慧網上呼籲：“救救我爸爸”。孩子說：“我爸爸叫雷正夏，是一個大好人，我是他收養的一個女孩，已經養了我將近十年了，十年是一個多麼長的時間啊！我和爸爸的感情很深了，他還在零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就把救了我的婆婆程普珍（七十三歲）、爺爺劉永政（八十一歲）兩位老人收養了。這兩位老人都是五保戶，每月工資一百四十元。婆婆雙目看不見。我爸爸把婆婆照顧的無微不至。
二零零八年一月，我爸爸被新橋派出所的劉白平出賣，劉白平是鳳鳴山中學所在地的片警。我爸爸被國保支隊長李鴻打傷，在看守所待了幾天就被送進醫院。除夕那天被他的幹兒子背出醫院。……因為學校的保安出賣，被惡警陳林笑在零九年四月七日晚約九點綁架。女兒非常想念爸爸。我痛恨亂抓好人。
“我希望好心的叔叔、娘娘救救我爸爸！救救我爸爸！求求你們了！”
雷正夏是一九九六年修煉法輪功的。他也是在修煉後收養這個養女的，不但收養養女，還把曾經收養養女的兩位老人也接到家贍養。這樣的好人被迫害，天理難容！中共對好人的迫害，給社會、給家庭、特別是對孩子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背著妹妹要媽媽的少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吉林省白山市撫松縣露水河鎮年僅十二歲的楊盛偉，與父母一起被東山派出所湯龍平等惡警綁架。派出所惡警用十二號鋼筋抽打盛偉，逼他說出母親的資料來源，盡管身上被惡警抽得傷痕累累，盛偉楞是咬著牙、忍著痛，沒有出賣法輪功學員。母親楊忠紅後被非法勞教一年，在長春黑嘴子女子勞教所遭體罰和電棍電擊等迫害。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楊忠紅在給惡警梁某的妻子講真相時被舉報，被綁架到撫松縣看守所，被綁到鐵椅子上非法用刑。在綁架的過程中，惡警湯龍平連楊忠紅三歲的女兒陽陽也不放過，逼問陽陽，誰和她母親聚會，陽陽被嚇得哆哆嗦嗦。惡人的卑劣行徑引起當地民眾的強烈反對，說現在的警察還不如土匪。
十三歲的楊盛偉忍饑挨餓借了二十元錢，十月十六日早上五點多，背上三歲的妹妹，到客運站坐車去找媽媽。一路打聽，找到撫松縣公安局要求放了媽媽，沒想到惡警破口大罵，擡腳就踹。小盛偉的臉被踹腫，耳朵被打得嗡嗡響，毛衣袖子被撕破，當時就被打昏過去，過了一會才蘇醒過來。
為了掩蓋罪行，惡警強行帶小盛偉到市場商店二樓做衣服的地方把袖子給縫上。隨後四個警察把小盛偉擡胳膊擡腿塞進警車拉回家。在警車裏盛偉奮力反抗，被警察揪掉一把頭發。小盛偉痛苦地說：“我現在沒有媽媽了，爸爸也找不到了，我和妹妹在家連飯都吃不上，沒人做。你們還打我，我也不想活了。”
第二天，小盛偉忍著痛又到撫松縣公安局要媽媽，在公安局大廳裏，小盛偉一遍一遍訴說自己被警察暴打的經過。最後警察只好放了小盛偉的媽媽。
穿越苦難
一個十三歲的四川小姑娘，千裏迢迢赴京證實大法，被惡警關入牢房。在監號裏，她的一句話讓在場的所有法輪功學員當場淚下：“阿姨，我煉功才三天，還沒學會第五套功法，您現在能教我嗎？”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為什麼那麼小的孩子一接觸法輪功就能義無反顧的為法輪功站出來？在漫長的苦難歲月中，他們走過少年，如今的他們是否放棄了自己的信仰？從今年五月至今，已有近二十萬法輪功學員起訴首惡江澤民，其中就有許多這些昔日的少年。我們看下面幾個例子：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月三日的訴江狀《從迫害中走出來的孩子》中這樣敘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清楚的記得那個雷雨交加的漆黑夜晚，漫天的閃電和震耳欲聾的雷聲，讓人感覺人間要變作地獄，鬼獸遍地的氣氛，好恐怖。媽媽為了告訴政府大法是好的，決定去上訪。我當時才十三歲，想和媽媽一起走，可是被爸爸從出租車上拽下來說，大學生都被共產黨軋死了，你們去找死呀。媽媽無奈只好暫時留下我，悄悄的踏上了上訪的路。……我是外婆帶大的，八十多歲的外婆一直和我們一起住，在爸媽上班的時候，只有年邁的外婆陪在我身邊。可是在這場迫害中，警察無數次的騷擾，給外婆和我造成極大的精神傷害，每天生活在恐懼中，經常四、五個警察來砸門，那時我才十三歲，不敢開大門，他們就從大門跳進到院子裏，並逼問我和外婆媽媽的去向，外婆多次被警察來騷擾嚇的都得在床上躺幾天。一次警察又來抄家，搶外婆的大法書，八十八歲的老人架不住他們推來拽去的，當時就昏過去了。最終在被經歷的那些恐嚇和女兒被綁架的痛苦中帶著遺憾離我們而去了。……
“年後，爸爸說我們終於可以去探望媽媽了，我欣喜若狂的把師父新經文藏好帶著給媽媽。到了那裏，我又見到了一個讓我認不出來的媽媽。媽媽那烏黑的長發被強制剪成了短發且一大半都白了，臉上沒有一點血色……見媽媽前，我想象過好多次見到媽媽的場景，但是，怎麼也沒想到是這樣的。事先我練習好見到媽媽不哭，可是，不爭氣的眼淚還是在看到了媽媽之後流了下來。原本我想給媽媽看到一個堅強的我，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這場迫害，這場人權浩劫給我和無數法輪功學員的孩子造成了太多的無形傷害。我在這場迫害中長大，讓我更加認清了好人壞人，更加知道了人權是什麼，也更加知道了怎樣去分清真正的好壞善惡。
“法輪功沒有錯，修煉人都按照真善忍在衡量自己，按照真善忍做事。在自己承受痛苦壓力的情況下，還告訴人們我們是好人，我們從來不做危害社會危害別人的事情，相反，我們自己卻一直在被迫害之中。”
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二十五歲的馬春波，二零一五年八月末向最高檢察院投遞了《刑事控告狀》，控告江澤民。他在訴江狀中說：“我開學了，由於父親流離失所，沒有人再送我上學。同學都是爸爸親自扛著行李送他們上學，只有我是自己一個人在後面跟著他們，自己扛著行李不說，還要拿著糧食。本來就瘦弱的身體，再加上路也不好走，我被他們遠遠的甩在了後面。我就象沒人要的孩子一樣，看到他們被父親呵護著，說笑著，我心裏頓時一陣酸，我也想要父親對我百般呵護，哪怕是父親在身邊鼓勵我一下也好，可是現實告訴我那一切都是幻想。這些作為一個男孩子來說，忍忍都會過去，這些魔難還都算不得什麼，但是更讓我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接下來發生的。……終於熬過了一個星期，到了放假的時候，我背著書包回到家裏時，看到家裏的門已經上鎖，……奶奶頓了頓說了句：‘你媽和你爸走了，不回來了。’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當聽到這樣的話的時候，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我嚎啕大哭。我想要爸爸媽媽！我還是一個孩子！我從來都沒離開過爸爸媽媽呀！從此再也沒有替我遮風擋雨的人了，再也沒有人在背後安慰我，給我安全感了，我沒有了保護傘。這個時候真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呀。”
馬春波到監獄兩次接見父親的時候，獄警都當著他的面打了他父親。第二次他是帶著五歲的妹妹一塊去的，他自述：“妹妹被嚇得哇哇哭。妹妹在回來的路上問我：‘哥哥，那兩個人為什麼打爸爸呀？’身為警察，當著孩子的面打父親。我認為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人當著自己的面傷害你的親人，而且那個被打的人是你至親的父親。他們沒有顧及妹妹和我的感受，更沒有顧及到這件事兒對妹妹的影響，給我和妹妹的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可以說，我和妹妹的童年從沒快樂過，我的童年處處充斥著恐懼、離別。妹妹的童年比我更慘，從小就沒享受過父愛，從小就居無定所，四處流浪，無家可歸，嘗盡了離別之苦。……
“可我也深深知道我一家人所遭受的一切也僅僅是這場殘酷迫害的冰山一角，象我一家人的遭遇又何止是千千萬萬，因此眾多無辜的法輪功學員及家屬無時無刻不都盼望著這場迫害早一天結束。把健康與自由的權利歸還給百姓，把快樂還給那些無辜的孩子們！讓法輪大法的法光普照中華大地，把道德，人性、良知、人與人的關愛還給這片土地的人們！”
對法輪功的迫害，是中共前頭目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發動起來的。這場專門針對好人的迫害，受害者不計其數，迫害的程度遠超文革，可是卻被中共完全的掩蓋起來。被迫害的孩子當然不是我們的文章所能承載得了的，我們只是選擇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年齡來透視這場迫害給孩子們帶來的危害。
由於信息的封鎖，很多被迫害的孩子沒有提及被迫害時的年齡，而幾乎所有的受到過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的孩子則是在被迫害的陰影裏完整的走過了自己的少年時期。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