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內心的聲音

文/清汀

(一)


作家龍應臺的《1949大江大河》在臺灣一出版就被中共列為禁書，什麼原因呢？讀了其中關於長春圍城的章節，就會明白一些因由。

“決定去一趟長春，因為長春藏著一個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龍應臺知道1948年中共長春圍城餓死了很多無辜的平民百姓。但她驚訝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我以為，外人不知道，長春人總知道吧。”但她發現“長春人自己都不知道這段歷史了。”

幫我開車的司機小王，一個30多歲的長春人，像聽天方夜譚似地鼓起眼睛聽我說起圍城，禮貌而謹慎地問：“真有這回事嗎？”然後掩不住地驚訝，“我在這兒生、這兒長，怎麼從來就沒聽說過？”

為了確認事實，小王撥通了曾經參加過中共東北聯軍的大伯的電話，沒想到他大伯果真參與了圍城。

小王問：“大伯你守在哪個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東北口音說，“就是現在的紅旗街，那兒人死得最多。”

大伯顯然沒想到突然有人對他的過去有了興趣，興奮起來，在電話裏滔滔不絕，一講就是40分鐘。

100多公裏的封鎖線，每50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大批難民啊，卡在國軍守城線和共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裏，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骨瘦如柴、氣若遊絲的難民，有的抱著嬰兒，爬到衛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樣子我也哭了，”電話裏頭的大伯說，“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們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個空房子，從窗子往裏頭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10個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墻跟的，軟綿綿撲在門檻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餓死在那裏。看得我眼淚直流。”

林彪在5月中旬就成立了圍城指揮所，在5月30日封鎖長春的部署中提到，要使長春成為死城。共軍激勵士氣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裏。”

1948年9月9日，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發了一個長春的現場報告：不讓饑民出城，已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饑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共建政後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區的人口大概有50萬到80多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17萬人。

龍應臺質問：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日本方面估計長春平民餓死20萬人，1975年被共產黨釋放的俘虜國軍軍官段克文在回憶錄中估計餓死了65萬人。龍應臺估計，“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兵不血刃”的謊言綁架的是10萬中共圍城士兵的良知。中共想用城中幾十萬百姓的生命做砝碼，逼迫國民黨投降，也逼迫著那些良知尚存的中共士兵，做出違背人性、見死不救的選擇。當時很多士兵看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百姓，看到父老鄉親要活活地餓死，卻不敢違背命令放行，只能跪在地上一起哭。

幾十年過去，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位司機小王的大伯內心深處的掙紮和抹不去的傷痛。

又何止是長春圍城，在中共幾十年的統治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整人運動中，哪一次不是在扼殺人性，迫使人們去做違背良知的選擇。


(二)


沈陽市蘇家屯區雪松路49號，將會是一個永遠被歷史銘記的地點，在這裏的遼寧省血栓中西結合醫院，會像奧斯威辛集中營一樣被寫入人類的恥辱史。

2006年安妮在華盛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指證，從2001年起有6000名法輪功學員被關進遼寧省血栓中西結合醫院地下室，至今沒有人能生還出來⋯⋯他們了解到，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已被挖空心臟、腎臟、眼角膜、皮膚後遭焚屍。安妮的前夫曾在該院工作，主刀活體摘取2000余名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


安妮的前夫是一名腦外科醫生，曾經在這家醫院工作。2006年3月，安妮鼓足勇氣在海外曝光了發生在這家醫院的驚人罪惡。從2003年開始，安妮發現丈夫開始出現精神恍惚，晚上盜汗做噩夢，床單濕透成一個人形。

他有記日記的習慣。安妮在他的日記本裏，讀到了這樣一段描述：當這個病人昏厥之後，我用剪刀剪開病人的衣服，從衣服的口袋裏掉出來一包東西。我打開一看是個小盒子，裏面有個法輪圖形的護身符。裏面還有一個紙條，寫著：祝媽媽生日快樂。

為此他受到了很深很深的刺激。因為這位“病人”實際上是活體摘取器官的對象，安妮的前夫負責摘取眼角膜。而參與之前，他並不清楚這些器官供體是法輪功學員。

他告訴安妮說：你不知道我有多麼痛苦，因為這些法輪功學員是活的，若說從死人身體上摘取器官，這還好說，可這些人都真的還是活的……這些事情都是秘密進行的。我們醫院參與的醫生很多是從其他醫院調過來的實習醫生。這些人的器官被摘取以後，有的人就直接被丟進焚屍爐中火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從那以後他就不想幹了，但他多次遭到暗殺威脅，有次安妮還替丈夫挨了一刀。

叫他幹的人說：“你已經上了這條船了，殺一個人是殺，幾個人也是殺。”那時他們被告知，殘害法輪功學員不算犯罪，是幫共產黨“清理敵人”。

後來她丈夫逃到國外，但由於安妮無法原諒丈夫參與偷盜活人器官的罪行，兩人離婚了。如今前夫得了癌癥，但他還是不敢站出來講真相，怕國內的家人受牽連。

為了良知，也為了給前夫贖罪，安妮選擇站出來揭露這些可怕的事實。

還有多少被中共綁架上賊船的醫生，參與了這個星球上最邪惡的罪行？又是什麼樣的邪惡體制可以把白衣天使變成殺人惡魔？

如果他們是良知尚存的人，此時此刻良心會承受多大的折磨？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罪行又需要多大的勇氣？然而這卻是唯一能給自己贖罪的機會了。

不做惡，不脅從做惡，是做人的最低道德底線，然而在暴政的強大壓力下，在犧牲性命的威脅之下，又有多少人可以守住這樣的底線？

大多數人的沈默，是否就能減輕良心的譴責？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相信沒有人會選擇麻木不仁地像行屍走肉一樣活著。如果為了自己的安全而放棄底線，就真的會得到安全嗎？在無人性的暴政下，誰又能真正保全自己呢？茍且偷生、出賣良心，犯下害人害己的罪行，將永遠被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才是最可悲的人，也是邪惡政權的最大受害者。

香港遊行


如果每一個人，或者說大部分人都能守住道德的底線——不做惡，大聲對邪惡暴政說不，那麼會阻止多少人間悲劇的發生呢？

時任三十八集團軍軍長的徐勤先少將，在六四天安門廣場開槍清場時拒絕在部隊調兵令上簽字。六四事件之後，徐勤先被開除黨籍，並被軍事法庭判處5年徒刑，在公安部秦城監獄服刑。他後來談到這件事時表示已作了殺頭的準備，表示：“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把人性扭曲成魔性，把人間變成地獄的邪惡體制，是否還有存在的理由？這是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我們無法逃避自己內心的聲音——善與惡的判斷。願我們跟隨良知的方向，走向精神的覺醒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