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雞叫》的周扒皮原是厚道人

【新生1月2日訊】1951年,土改中,農民鬥地主。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 土改運動開始,一直持續到1952年。

1947年,黃店屯村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這年6月,**打回來,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隊進村,發動大夥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則是,村裏的大戶——老周家的戶主周春富死了。

黃店屯村位於遼東半島中西部的復縣(今瓦房店市)。東北光復不久,八路軍接收了偽滿政權,1945年10月,復縣民主政府成立,黃店屯村也隨之“解放了”。可沒想到,一年之後,國民黨軍隊又打進來。又過了半年,遼東地區東北民主聯軍反攻勝利,黃店屯又迎來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後,黃店屯最激烈的變化,就是土改工作組進村了。工作隊來的時候,是12月,村裏的老人們回憶,“工作隊的人當年大都是兵,還有幹部,有從沈陽來的,有從膠東來的。”

也就是在這個月,隨著土改的進行,周家的戶主周春富,被當作“階級敵人”的典型,打死了。


批鬥

家業

“老周家也是闖關東過來的。”83歲的黃店屯農民閻振明說。具體哪年哪月從山東遷來的,周家後人也不明曉,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推測,大概是在清初。

和東北其它地方一樣,復縣長期地廣人稀。清初召民墾荒,一些山東人來到這兒。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當時,八旗官兵“跑馬圈地”,戍邊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輩在內的移民們,則自己動手墾荒。周家的先祖在這裏定居下來,開荒、種地、生孩子,一戶人就這樣繁衍生息下來。

後來的移民,能選擇的好地越來越少,有人幹脆租地。天災人禍、家道中落等變化,也會導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這裏的人地關系遠沒有中原地區緊張。民國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記,明確土地所有權, 3年後統計,復縣共有耕地面積1517570畝,農戶46610戶,其中87%是自種戶、自種兼租種戶,僅有少量農民完全靠租地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這一輩,並不算富裕,按閻振明的說法,周春富“繼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來,那些浮財不過是過眼雲煙,只有土地才是結結實實的保障,地裏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孫也能受益。

於是,這個勤儉、精明的農家子弟,開始一點點地攢錢、置地。他的勤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黃店屯,年長些與周春富有過接觸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這人無論吃的還是穿的,都很寒磣,褲腰帶都不舍得買,是用破布條搓的。”周春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摳門。一個流傳甚廣的細節是,“周家吃剩的粉條用筷子撈出來,放到蓋子上曬幹了日後吃。”

在周家做過多年長工的王義幀回憶說,周春富從“從不閑著”,夥計鍘草的時候他幫著續草,他續草鍘出的苞米稭長短勻齊,牲口愛吃。“有個特殊要求,無論是夥計還是兒女媳婦,幹活時不準穿紅掛綠,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幹。”

“周家院子裏是不能有雞糞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鏟子往院坑裏拾掇。家裏不養牛養騾馬,腳力快也幹凈。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養成了習慣,冬天天沒亮點了火油燈,家裏人做飯的做飯,餵牲口的餵牲口。人家都起來了,你夥計還能賴在被窩裏嗎,起來沒有事摑著筐揀狗糞。”2006年,王義幀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訪談時回憶說。

在黃店屯,老周家的5個兒子也讓人羨慕,“家裏人手多,大兒子幹農活,二兒子管家,三兒子趕車,幾個兒子都有分工,個個勤快。腦子也靈,都能掙錢。”

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爺,孟令騫多年來尋訪了幾十個與周家有交往的人,據他介紹,周家“掙錢了就買地,地多了就雇長工,從三五個到七八個的時候都有。太姥爺和長工一樣幹活,一大早就趕馬車出去,回來掛一胡子霜。”

長工王義幀對周春富買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頭把家,就願意買地。和人家在地頭說話,末了就問,你賣不賣啊?”

周春富憑藉自己多年的努力,為周家積攢了一大份家業。1947年,也就是土改隊來到黃店屯的那一年,這份家業包括40天(約合240畝)土地,還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個雜貨鋪。

批鬥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故事內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東北農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黃店屯土改的一個背景說明。

在小說中,“土改工作隊”的蕭隊長率隊進駐元茂屯。他們調查研究,組織隊伍,發動群眾,在《白毛女》的歌聲中,通過“訴苦會”等多種形式,不斷強化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仇恨,調動他們參加土地改革的積極性。於是,村民們逐漸意識到,村裏的富戶不僅有錢,不僅是擡頭不見低頭見的東家,不僅是鄉親,而且是“我們的階級敵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黃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學。“周春富被拎過來,貧下中農代表們控訴完畢之後,上去圍攻,打啊踢啊。” 閻振明至今還記得當年的場景。

“你踢了嗎?”閻振明一楞,沈默了兩秒鐘,臉扭向一旁,苦笑著說:“誰敢不踢啊,階級鬥爭,階級一劃分那就是敵人。你不踢,不表態,就說明階級立場有問題。”

在這樣的氛圍中,周春富的一些問題,逐漸被“挖掘”出來。一個當年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若幹年後回憶,“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個兒媳婦,得被他逼著幹活!一個月頭10天,大兒媳婦做飯,二兒媳婦做菜,第三個兒媳婦當‘後勤部長’,推碾子拉磨什麼都幹。這10天四兒媳婦可以‘休息’,給孩子縫縫補補做衣服。下一個十天,就按順序‘輪崗’……對家人他都這麼摳,對我們扛大活的長工,你想想得狠到什麼地步!”

這種憶苦思甜式的批鬥方式甚至一直持續到文革。文革中,時任革委會主任的孔慶祥找到曾在周家當過長工的孔兆明,要他上臺講講周春富的問題,對貧下中農進行再教育。他是當年周家4個長工裏年齡最小的一個。

孔兆明上臺開始講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著講著不自主地說起,老周家夥食不錯,“我們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餅子,苞米粥,還有豆腐,比現在還要好。” 幹部們一聽,急了,趕快拉他下來。

60多年過後,當“階級鬥爭”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漸淡忘,而他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憶起來。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你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幹?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幹。”而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多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老長工王義幀則說:“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沒說過我什麼,我單薄,但會幹。老頭說,會使鋤,能扛糧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這樣帶有傳統鄉村溫情的話語是不可能得到表達的。“我經常聽父輩們回憶,唉,人家周家有那麼壞嗎?但那個時候誰敢說他好?”1947年,趙桂春出生於黃店屯附近的黃堡屯。61年後,她坐在大連圖書館,看書,反思以前的事兒:“在暴力面前沒有人道,在血面前誰不恐懼?”

暴風驟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數不清的腳踏進院子,翻箱倒櫃挖地刨坑,然後把篩糠樣的地主老財父子婆娘揪鬥到街上戴高帽掛鐵牌,鞭棍啐罵一浪高過一浪。太姥爺的幾個孩子扶著破碎的窗欞驚恐萬狀。親朋們早就鳥獸散或作壁上觀或劈天跺地劃開界線。” 孟令騫根據自己的尋訪復原了當時的情景。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運動中,地主命運的一個縮影而已。包括《中國的土地改革》在內的不少史志都記載,一些地區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財寶”運動成為風潮,不僅僅如此,還發展成了“打堂子”運動。開始還以村為單位,即讓地主、富農凈身出戶,把他們的財物都拿來分掉。後來覺得本村的是熟人或親屬,不好下手,便發展成為以區、甚至以縣為單位的“聯合打蕩”,在村與村、區與區之間互相“掃堂子”。

在重新劃分階級,徹底平分土地的大風潮下,不僅僅是地主,就連一些中農也未能幸免,在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份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並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西。”

1947年12月2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談到,“農村戶口中,地主富農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農、貧農、雇農合占百分之九十。”但這百分之八的人口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

後來,“暴力土改”日漸降溫。但周春富沒有等到那一天,幾乎是土改剛剛開始不久,他就被“迫害”了。周春富具體是怎樣死的,由於沒有正常的法律審判程序,已經找不到檔案記載。村裏的一些老人們說,周春富就是開批鬥會時,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個給高家放過豬的那個小孩,多年後回憶,“周春福(富)讓人民政府召開公審大會給槍斃了!那天我們家鄉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們都非常高興。”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這樣的大風潮下,並算不得什麼特別突出的事件。但讓周春富“揚名”的則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後兩年,那個曾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參加了解放軍,在行軍打仗的途中,開始動筆根據自己的經歷撰寫長篇小說。

後來,“在總政文化部首長和解放軍文藝社領導、編輯的關懷、幫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體指導下,我每天加班加點,廢寢忘食,反覆修改書稿。《解放軍文藝》把我改出的書稿全部連載了。”

這個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戰士作家”高玉寶。1955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單行本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高玉寶講述了一個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備受剝削,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說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雞叫》。在這個故事裏,綽號“周扒皮”的地主,為了讓長工早起幹活,半夜鉆進雞籠學雞叫,最後反被長工們戲弄。《高玉寶》在國內外有二十幾種版本,僅漢文版印數就高達450多萬冊,並被改編為24種連環畫和12種文藝演唱形式及其戲曲書籍,其中尤以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1964年拍攝的同名木偶片影響深遠。

黃店屯村的孔慶祥回憶,“有一年我在到黑龍江的火車上,正好遇見高玉寶,我問,大舅,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嗎?他沒吭聲,說是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然後又說,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它地方就沒有。”

但真實與否已不重要,這個“周扒皮”的綽號,以及“半夜雞叫”的荒唐舉動,最終成為了中國千千萬萬地主的代名詞。

黃店屯9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三間老屋裏,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不是惡人,不霸道。”在傳統的鄉村道德語境內,“好”和“惡”是最基本的兩個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