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見網5月3日訊】(希望之聲報導)聯結收聽
明居正：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的現場，我是節目主持人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們上回談到1957年4月27號，中共中央發了一個指示叫做《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就正式開展了這場運動，這個運動還不是反右，這個運動只是整風，也就讓大家來整頓共產黨的風氣。整頓些什麼呢？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歡迎黨內、外的人對共產黨提出意見。為了進一步呼籲，5月2號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為什麼要整風”，要求大家來參加。
當然，共產黨人講了這個話之後，不管是民主人士或者知識分子，他們敢不敢講話呢？坦白說，他們心裏是有疑慮的。大家都曉得共產黨比較厲害，其實在延安待過的人心裏已經有數了，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心裏有譜了。過去，我們跟各位談過丁玲和王實味的例子，丁玲原來是很認真去批評黨的，後來黨打了她幾棒之後，跟她講你不能再這麼說，再說我連你都打下去，丁玲立刻噤若寒蟬。但是王實味不怕死就繼續講，講完之後被當作典型抓出來打了。所以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以後，很多人心裏有譜，就不敢隨便說話。新靠過攏的這些人士，心裏還不一定有譜。在50年代初期，經過了過去提過的五大運動，裏面第五個運動就是針對知識分子而來的“思想改造運動”。改造他們的思想、世界觀、認識等等，讓他們去接觸馬、列、毛的思想，很多人改造的非常痛苦，很勉強的過了關。
到今天—幾年之後，共產黨或毛澤東要求他們講話，他們還是不太敢。所以為了鼓勵這些人講話要造成風氣，毛澤東特別請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去約見這些民主黨派人士，請他們講話。據說場景是這樣子的：李維漢把這些人約到北京中南海之後，請他們講話，這些人都非常客氣都不敢講話。李維漢再三提出邀請，一個個點名大家都不說話。沒辦法他把法寶拿出來了。據說，他在口袋裏掏出了條子，大家傳下去看，上面寫了幾行字，“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意思就三“不”政策，隨便你們怎麼說，說了什麼話，我們不抓你們辮子、不扣帽子，不說你是什麼人、是壞人等等，然後不打棍子。別的場合還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絕不秋後算帳。
所以把幾句話兜攏起來看，就是毛澤東或是共產黨對這些民主人士或對知識分子有十足的信任，相信你們講話動機什麼都沒有問題，而且邀請你們講話，甚至不計較你們說什麼，那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們自己來整頓自己。這些人一看到那個字條，有人認得這個字就說，這是“潤之”的字，也就是毛澤東的字，雖然沒有落款、沒有署名，但是大家認得字，曉得是毛主席的字，就放心說話了。所以大家就開始說；開頭是輕輕的說，後來越說越大聲。
毛澤東一看，為了鼓勵這些人說，還把這些人說的話編輯成文、登上報紙去；還不只登一般的《光明日報》、《文匯報》等等，也登在黨報、登在《人民日報》上面。什麼東西《人民日報》一登，就表示說全國在造聲勢，也就黨中央鼓勵這麼幹。大家一看到這聲勢造起來那就沒問題了，既然你看這麼大號的人物，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等這些人全部說話，肯定是沒問題。中央這樣講表示共產黨真有肚量，真的是放開來讓大家大鳴大放去說，那麼中央開了頭，地方就好辦了。所以地方省、市、縣一層層布置下去，也就讓大家去說話去了。那麼時間是從1957年的5月2號開始到5月12號十天當中，全國各地召開了二萬八千多次的這種各種各樣的會議。在這個當中，就向黨中央、向各級的黨組織、黨員幹部等等提了許多意見，一共提了多少條呢？提了37萬多條。
這個過程後來我們看到很多人都有記述，有追憶。大概最近讓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被禁的一本書章詒和的，大陸這本書叫做《往事並不如煙》，海外的版本把它叫做《最後的貴族》。在這裏面，章詒和描述到她的父親章伯鈞怎麼樣落入李維漢的陷阱當中的過程。她說：“前面李維漢再三敦請，大家都不說話，到走完那個過程之後，大家開始說話了，等到人家一開口，李維漢就非常安心的躺回沙發上面去，然後輕輕松松的看著大家，神態非常輕松。有些認為這下他開始講話了，他真的有雅量。”章詒和的描述不一樣。章詒和說：“他是一個獵人，看見獵物已經入了網之後那種安心”。這下子一方面可以交差；二方面我們的運動開展了。
所以這些知識分子或者地方上各種各樣的人士，甚至下面部分忠心耿耿的黨員在這個時候開始向黨提出意見。毛澤東說大鳴大放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後來在情況會報上面，毛澤東說一放，各階級就表現出來原形，共產黨執政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跟錯誤罪狀，那麼共產黨是不是要下臺？我姓毛是不是要重回井岡山？我們中國人常常說：“聞過則喜”；大家對毛澤東有個形容叫做“聞過則怒”，而且，他不隨便的怒，這一怒就要整人、要殺人。
整個反右運動到這個時候就慢慢開始發展了，到了5月13號、14號的時候，經過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中共中央政治局看到這個情況就開始討論到底是怎麼回事。到了5月中旬的時候，當時中共中央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大家有分歧，最後中共中央做了一個決定：要正確引導再觀察一個時期也就讓它再放下去，這個時候是接近5月中旬，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事情要發生變化了。從5月2號說到5月中旬的時候，說不到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毛澤東發出一個警訊。
5月15號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送到政治局委員裏面去給大家看，首先是發到十級的高幹，第二階段發到十七級的幹部。在《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中，毛澤東說了什麼東西呢？毛澤東在這邊說，我黨－共產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了；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說，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第一、數量非常多；第二、知識份子；第三、新黨員；第四、有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這一批人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連成一起、親如兄弟。他(毛澤東)說，在中國的社會裏，中間派是大多數，大概占70%左右；而左派大概占20%左右不是多數；右派比例很少。他說少的時候，比如占1%、3%；多起來到5%、10%，情況不一樣。哪邊最多呢？在民主黨派當中，在高等學校當中，右派表現的最堅決、最猖狂。毛澤東說，“我們要怎麼處理呢？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一段話就是後來大家所說的“陽謀論”。
事情過後，大家就指著毛澤東說你搞陰謀、你耍詭計，毛澤東得意洋洋的說“我不是搞陰謀，我搞陽謀；我擺明要坑你，你自己擺明要被我坑”就是這段話。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毛澤東擺明了我就是要這樣對付你，就是要誘敵深入，結果你們居然就中了我的計。前面那段話還值得我們談一下，他剛才不是說社會上的人士分成三層嗎？左、中、右，這跟原來的估計不一樣。在這之前早一點，周恩來也曾經做過公開的對中國大陸社會階級的估計，他說支持我們事業的左派等等，占40%上下；中間份子占5、60%或者4、50%；比較偏右的或對我們有威脅的大概占不到20%；中間會動搖的大概占11%；真正他認為有危險的大概在9%，是在10%以下。這個估計跟毛澤東的估計是不太一樣的，但是有一點是吻合的。毛澤東這邊講說右派最多大概占10%；周恩來的估計裏面講說，這些極端的右派或特別壞的人占到9%，所以這個估計是吻合的。
換句話說，中共中央的高層對這問題是有過估計的。大家想想看，中國當時是5億多，大概快6億人口，如果是10%的話，我們現在講大概是5、6千萬，相當於一個英國的總人口。那麼這些人是不是要全部打掉呢？當然不是，但這裏面再打掉一部份，它的總量也還是相當驚人。這個時候是5月15號，就是5月中旬，大概再過半個月左右，也就是到了1957年的6月8號，中共中央發出了這麼一個指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它們把右派的這些講話當成右派份子進攻，現在準備組織力量要反攻了。這裏面講說，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場大戰，這戰鬥是無煙的、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它們大多在不同的領導崗位有一定的追隨力量”，所以把對方或者把右派估計得很高。
到7月份的時候，毛澤東還寫說1957年夏季行事，在裏面很明確的講，“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5年、10年，也可能不用5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就明白講說，黨裏面有高層的反革命份子或反社會主義份子。當然我們不是說他這帽子已經準備好給劉少奇、鄧小平這批人；但他估計到有些人是不贊成他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帽子已經拿在手上。但是反右運動只不過是個開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毛澤東看起來，事情已經開始變化，已經走上了不同的方向，他開始處理了。
我們前面提到，反右運動從4、5月份開始之後，到了7月份毛澤東就說話了。他寫了一篇叫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勢》，他說匈牙利事件會爆發，然後黨內有納吉式人物。這話一說出來之後，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當時青島的會場，很多人就提問。聽說當時提了35張紙條，地上的主席臺。大會的主席是周恩來，周恩來當時就讀了這35張條子，有些人支持毛澤東，有些人就提出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在支持毛澤東之余，還進一步問說，你說的這個所謂的納吉式，納吉就是這個匈牙利的總理，納吉是什麼樣的人物？那麼在我們黨內誰是納吉？當然也有些人反對毛澤東這種看法，認為毛澤東是無地放矢。總而言之，就是黨內對這問題的看法，都還很不太一樣。
不但黨內的這個人事不太一樣，黨外這個碰到的情況也有點困惑，當然大家很驚訝、很震驚、然後也很困惑。大家就問說到底是怎麼回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這些人，在1957年5月底的時候，當時身為人大副委員長的宋慶齡，寫了信給毛澤東問說：在這麼個全國範圍之內，在民主黨派之內，在知識份子在學術圈當中，展開這個反右鬥爭，他十分的憂慮，十分的詫異，十分的驚奇。然後他說希望能夠對沒有行動的這些反黨的右派，就是只是單純說話的這些人，做這種當作是不同的爭論的處裏而已。
也就是說，他沒有行動你不要打的太重，他只表達不同的意見。那麼這是宋慶齡，其他幾位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也都分別寫信給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管是寫給政治局也好，或寫給毛、劉、周，這些領導人，他們基本都表示說他們對這反右鬥爭不能理解。李濟深的話還比較重；他說，在政治上面出爾反爾，營造這種鬥爭的氣氛，制造對立，對這社會造成比較深遠的創傷。
但是，不管是宋慶齡寫信也好，李濟深寫信也好，毛澤東已經非常的明確了。他把反右運動進行到底，他用他的話來說，他把這膿包擠出來。那我不讓你長熟一點，我怎麼叫膿包呢？所以我要讓你慢慢的放、放、放、放到最後，你什麼話都說盡我才看穿你是膿包。
從5月多開始，然後一直到6月，報紙上還在登這些東西。等到毛澤東開始差不多決定開始收的時候，這空氣就慢慢開始冷下來。所以真正右派這個所謂的大鳴大放的時間，我們現在看起來大概在一個月上下。從5月到6月這段時間一個月上下，一個月多一點點。等到這個一個月完了之後，我們剛剛提到，毛澤東開始讓共產黨開始進攻了。
所以，在報紙上就很有系統的組織這些反擊的這些文章，有些反擊文章毛澤東講的很明確，要由黨員出來寫。有很多文章，毛澤東說一定要安排中間人士去寫；就是不是黨員的在社會上形象一般來說比較好的，讓他們出來去寫；讓他們去寫批判文章，這樣子我們共產黨才會站在主動的地位。等到這些人說的差不多了，再讓黨有權威的人出來做個總結。那麼這個運動就平定下去。
整件事情就像毛澤東所設想的一樣，先誘敵深入。讓人家說話完之後，怕你還說的不夠，再說一說，等到真的說到說無可說的時候，我再突然間反臉，組織文章大舉進攻。然後講過話的、提過意見的，按照嚴重程度分別大大小小就打下來。從中央打到省、市之後，打到基層。
整個運動開始收下來，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到了1958年5月初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它說反右鬥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那麼我們的勝利有多大呢？按照後來公布的數字，說打出了右派集團二萬二千多個人；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多個人；反黨集團，這是很嚴重的了，四千一百多個人。
打出來右派份子一共多少人呢？我們看到幾個不同的數字；最早流出來的數字，據說是這個中央統治戰部部長李維漢所流出來的。他說的數字是54萬多人，後來統稱是5萬人。在1978、79年，胡耀邦回來去進行平反，據說就是這個數字。
第二組數字是劉賓雁提出來的，劉賓雁說他聽在中央負責這個工作知情的人講說是一百零二萬人。後來香港做了一個估計，大概在一百一十萬到一百二十萬人左右。
到了去年，也就是2006年大概1月份左右，香港有份報刊叫作《爭鳴雜志》，說拿到了中共解密的文件，解密的資料；說打了多少人？我們剛才的數字是從那裏出來的。打了這麼多的右派、右傾集團、反黨集團等等，右派份子一共是317萬8,470人；中右份子143萬7,562人，兩者合計461萬6,032人。打了四百多萬右派份子。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117人。
那麼跟中共過去歷次運動相比，死的人數當然不算多。比起後面即將要發生的這個三面紅旗、大躍進的餓死人，那死的人數當然就更不算多。可是請大家不要忘記，一條人命就是一條人命，我們不能說因為數字大了就沒有關系，人命畢竟還是關天。中共就這麼一下打下來，打了四百多萬人，中國當時號稱大概是五百萬知識份子，這下打了四百六十多萬人，基本上就全打完了。
所以毛澤東這場運動打下來之後，從布署到真正執行大概是半年，大半年，到真正讓右派去開口講話大概一個月上下，布署進攻反擊不到一年。按照毛澤東說法是成果斐然，打了四百多萬人。當然中華民族也從此元氣大傷，後面有更復雜的發展。今天這一集我們只能談到這裏，下次我們再跟各位接著談談，反右運動對中國造成了多大的傷害。我們下次再見！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節目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