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生:誰來擔罪?(上)

◎西域的憂傷

【明心網】“只要我的良心和那種微弱的心聲還讓我繼續前進,把通往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給人們,我就要繼續拉住我遇見的每一個人,告訴他我的想法,絕不顧慮後果。”——蘇格拉底

“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拉吉舍夫


一、一天,一生:一代人的罹難史和心靈史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是前蘇聯的著名作家,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簡稱《一天》,下同。作者註。)是其成名作,也是前蘇聯“大墻文學”的開山之作。這篇歷經重重阻攔、最後由赫魯曉夫親自審批才得以發表的作品,1962年面世伊始就在全蘇聯掀起了軒然大波,並於1965年遭受了大規模的批判和禁止,同時也為自己迅速贏得了意想不到的來自幾乎全蘇聯人民的支持。它被批判的原因即是其真正價值所在:首次披露了前蘇聯斯大林專制下的監獄生活內幕,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舒霍夫身上折射出了斯大林專制時期下的整整一代人的災難歷程。小說在盡量壓縮的空間和時間裏,由某個人的具體遭遇(舒霍夫在前蘇聯勞改營裏的一天的普通生活)和精神狀態(被強權扭曲而沒有最終屈服的心靈)折射整個社會和時代的人類苦難史,是其得到廣泛的稱贊和眾多的期許的根本原因。

無獨有偶,中國作家尤鳳偉的長篇小說《中國1957》(簡稱《1957》,下同)也以同樣的原因獲取了自己的價值。這部以罕見的力度成功地還原了一段精神意義上的歷史真實的當代作品,不是第一部以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反右運動為題材的小說(或許也不是最後一部),卻達到了中國同類作品中的最高水平。小說通過一個叫做周文祥的北京K大的大學生在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的不幸遭遇,剖析了知識分子群體在強權的淫威下不得不渺小下來的身軀裏茍且生存著的靈魂。這是一部一代知識者的罹難史和心靈史,一曲特殊年代裏的普通人在特殊生活境遇和特殊形態下心靈深處流淌出來的深沈的悲歌。

將這兩部同樣是描寫囹圄生活的同題材作品放在一起,似乎不具備深入分析的條件:相似點和不同點都很外在。相似點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淺顯的方面:故事的表層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一天》中的舒霍夫,前紅軍的一名普通士兵;《1957》中的周來祥,北京K大的一名普通大學生(當然深層次的主人公都是權力。);都輾轉生活在監獄和勞改場所:《一天》:監獄和勞改營;《1957》:政治犯看守所和勞改農場;都是在生存環境——權力的載體下接受肉體的改造,進而改造和重塑自己的精神和意志。不同點則主要是兩個完全來自於不同背景的作家所進行的完全不同質的寫作經歷:索氏本人曾經身陷囹圄8年,《一天》與其說是創作,不如說是親歷;尤鳳偉則不同:完全從“非我”處獲取素材,創作屬於非經歷寫作。然而,在對作品主旨的把握上兩位作家卻殊途同歸:在力求再現歷史的真實的同時,著重挖掘作為個體的人(知識分子)在特殊境遇下為什麼會以異常形態表現的深層歷史原因。

為什麼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走到了一起?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從無罪到獲罪,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再到自覺有罪,這種角色的轉換,心態的轉換直至對非人的處境和狀態的麻木認同,更是一件荒謬的事情。可是,當整個社會和時代都出現了這麼一種荒謬的現象——多得難以想像的清白無辜的公民被他們的政府宣布有罪,而罪名竟然是有害於那個他們一直熱愛著的——國家時,就不能不引起人的深思了: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集體獲罪的荒謬狀態呢?而且,幾乎所有的人對這種瞬息間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驚人的改變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只能老老實實俯首認罪。在一個自己原本根本陌生的境遇裏,一個人會軟弱,會恐懼,會委曲求全,甚至產生茍活下去的念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情狀的發生,已經蔓延到整個社會,充斥著整個時代,幾乎所有的人都是以這種心態和狀態來面對那種完全是不合理的強加於人的境遇,就不夠正常了。是什麼造成了這樣悲劇和災難性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判斷的能力乃至於人格和使命感的集體喪失?這個問題,無疑是兩位作家在創作過程中一直堅持進行著的思索所首要考慮的。


二、軟弱和卑瑣是否是一種必然

《1957》裏,主人公周來祥多次聽到和說過這樣的話:“要活著出去。不能死。這樣死了沒有意義。”(P30《1957》)在經歷了束縛、封閉、打擊以後,曾經是知識分子的周文祥意識到,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裏,像動物一樣活著或者活下去是他們這些老右們所被余下的唯一“權利”。活著,哪怕像一條狗:像狗一樣的聽命於人,像狗一樣的搖尾乞憐,像狗一樣的不知羞恥,還有的甚至像狗一樣的撕咬同類……只要能活下來,一切代價都不能被稱為代價。老祖宗不是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古訓麼?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三尺之軀,似乎就有了現在承受一切和將來成就一切的資本。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這條生存原則,而且甚至把崔老(和周文祥同住一個監室的犯人——作者註。)勸他的上面這句話奉為“囚人讖語”,並多次在書中強調,多虧了這個,才使得他自己得以活著度過二十多年的刑期。

即使只是把“生存和死亡,這是一個問題。”與“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樣兩句話放在一起,也是很荒謬的,然而後者卻是對前者的一個絕對中國化的詮釋。它們代表了中西兩種文化對生命的不同理解。莎翁的這句論及生死的名言似乎只有西方(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前蘇聯似乎應該除外: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東方大國。)的知識分子才能給予肯定和認同,而在東方,活著的意義要遠遠高於一切。(我不是說我們沒有舍生取義的傳統,但是,傳統上的那種取舍,更多的是為了某種功利性的需要,比如說效忠。)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書裏的人物總是把“要活著,要活下去”幾乎是時時刻刻掛在口邊:無論是在周文祥入獄起始崔老勸告他吃飯,還是周文祥本人在適應了監獄生活方式以後在心中默念會面後該怎樣勸告他的心愛的女友,“活下去”都是他們口中的一個關鍵詞匯。

為了活著或者活下去,他們所面對的最大的敵人就是饑餓。他們在監獄裏的生活主題也主要圍繞著拿什麼填飽自己的肚子。為了一口食物,他能忘記了做人還有尊嚴:勞改犯人們有哪個飯後沒有舔過自己的飯碗呢?《一天》裏,舒霍夫吃飯時用面包皮和小勺刮自己的飯碗給每個讀到這本書的前蘇聯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怎麼會這樣……!同樣,《1957》裏,草廟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給周文祥所上的第一課就是飯後所有的犯人都坐在自己的鋪位仔仔細細地舔自己的碗。為什麼會作出這樣不堪的舉動?沒有經歷過的人根本不能想像。這正是應了一句話: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甚至為了果腹,他不惜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舒霍夫在12個小時的強勞動以後,返回勞改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替同隊的犯人采紮爾排隊領郵包,為的是收到郵包的采紮爾能把當天的晚飯“賞”給他——一碗菜湯,一個200克的黑面包(《一天》P110);午飯時利用食堂裏擁擠嘈雜、炊事員無法準確記數的混亂多拿了兩份粥湯:稀薄得光可鑒人的小米粥(同上,P60)……與此類似的,本書中沒有很相當的例子,另一部同題材作品《綠化樹》(作者:張賢亮)中男主人公章永磷的表現足可以與之相伯仲:勞改釋放後,在農場食堂裏用廢罐頭盒盛稀飯,利用炊事員的視覺誤差,每次可以多得稀飯(他專門測量過:每次比別人多得100CC,他為之沾沾自喜。);去鎮南堡趕集,用在勞改農場慣用的手段愚弄老農,用老農的三斤土豆換取了五斤胡蘿蔔;因病不能出工,在宿舍裏用打糨子的稗子面糊在鐵鍬上烙煎餅……盡管他本人在過後也痛悔地反思和責備自己:“我怎麼會成了這個樣子,竟然用這種手段去騙取一個老農?”“我的文化知識就用在了這個地方!”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認:人得活下去。

然而,他這麼充分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的是什麼呢?只不過是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而肚子填飽了以後,又什麼樣呢?答案卻是:“什麼都不能去想”,因為“肚子飽了,心裏就會有一種比饑餓還要深刻的痛苦。”由此,他千方百計地活下去的目的就在於:低著頭彎著腰,為的是獲取一口吃食;吃飽了以後,為的是能夠低著頭彎著腰繼續活下去——活著的唯一目的居然是千方百計地活下去,這難道還不足夠荒謬嗎?

為了活著,他們只能選擇卑瑣來作為自己的求生手段。而能順利地活下去,還意味著他們不能反抗或者做出類似反抗的舉動:他們必須彎著腰,溫順地(更多的是屈辱地)聽從著來自所有代表著權力的人的吩咐和忍受著他們的踐踏。有時是被迫的,但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順從:“人在屋檐下,怎麼能不低頭”“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都一樣。”很少有例外。即使有,也會令人覺得奇怪:反抗?和當局?這種舉動太不現實了,也太幼稚可笑了。(當然也更危險:正因如此,才會整體選擇了順從甚至卑從。這是我們的老傳統:君子趨利避害,向來如此。夫子不也有一句至理名言嗎:不可與女人和小人鬥,何況小人前面再加上政治二字,君子是肯定鬥不過的。)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他們選擇軟弱也就不奇怪了。

《1957》中提到的人,除了僅有的幾個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順從地走完了他們的“無罪-獲罪-認罪”的勞改之路,無論此路之長短。當然他們有給自己做出這樣的選擇辯護的理由,但是這個理由好象並不足夠充分。周文祥在和許多人的交往中都表達過這樣的想法:熬過這一段痛苦和屈辱,將來作為一個“親歷者”把他所看到的一切說出來,以便“對歷史負責”。可是,他的這個美好的初衷能實現嗎?《1957》中,李戍孟(周文祥的同場犯人)對周文祥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這些親歷者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無法真正面對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因為我們的精神受到了損傷,精神中失去了高貴和驕傲。這種損傷是無法修補的。”(《1957》P239)軟弱和卑瑣本身就已經讓人失去了太多,那些靠軟弱和卑瑣而得以幸存的人怎麼能夠再有足夠的心理資源來使自己完成這個使命呢?更何況那種心靈的扭曲和精神的閹割已經完全滲透到社會生活和個體生命的枝枝節節,妥協和苦熬只能使自己意志崩潰,精神麻木以至於粗鄙化、非人化(周文祥和一些這樣的犯人在後來的日子裏已經自覺意識到自己是有罪的,並積極配合改造就是明證。),腰彎下去了,卻再也直不起來,這樣的結局,怕是那些當初選擇彎腰屈膝的人所沒有料到的吧?而有的人在妥協和苦熬中甚至墮落成黑暗勢力的幫兇,用踐踏別人的方式來保全自己(如張克楠、李祖德等人),這樣的卑劣的妥協和苦熬,更是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