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如此荒诞理由 他们成为了“右派”

文/林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初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内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进而掀起了揭发、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变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激烈。苏联为此出兵镇压,而中共则支持镇压。镇压导致2万多匈牙利人死亡。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快速实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问题,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毛不想放弃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因此担心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是以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不满。毛于是通过采取“引蛇出洞”,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方式,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引爆,并随后于1957年6月发起了“反右”运动,毛宣称:“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役,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反右运动至1958年5月结束,其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教育,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学或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而他们的悲惨遭遇并没有因为运动的终结而结束,在随后的文革中,他们再次被批斗,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生不如死。

回看史料,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令某些人成为“右派”的理由竟然是如此荒诞,即不必有什么“右”的言论或表现。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极左笑泪录》就记录了几个真实的案例。

抓阄抓出的“右派”

某县电影公司有一个黄姓售票员,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领导,也不得罪同事。按理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右派的。

然而,世事难料。“反右”运动开始后,9个人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选来选去,也选不出一个结果。毕竟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谁也不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字。

没办法,最终有人提议采取抓阄的办法。公司领导无奈之下也同意了。于是裁了9张小纸条,一张写着“是”字,其余8张是空白。然后将小纸条团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时,黄君战战兢兢,生怕抓到写有“是”字的小纸条。等其他几个人都抓了白纸,他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却没想到中了签。就这样,他成为了“右派”。

上了一次厕所回来成为了“右派”

某地中学地理老师周君,虽然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但其教学却颇有水平,学生们常常从最初的瞧不起到随后的佩服。
学校开展“反右”运动后,其所在学校分到了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经确定,是一位有着海外关系并且与校长关系不好的语文老师,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学校只好召开全校老师大会讨论。由于大家面对面坐着,谁都不好意思公开得罪人,所以讨论了一上午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

也活该周君倒楣。当天早饭多喝了点面汤的他,实在忍不住,就想去厕所方便一下。在他看来,自己“思想进步”,业务精通,在同事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也不会当上“右派”的。因此就放心大胆地去了厕所。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就提名他当“右派”,其他老师马上随声附和,举手赞成。等周君从厕所中回来,头顶已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后,他逢人就说,自己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二十多年后,周君终于熬到“平反”,他去落实政策。可管事的告诉他,没有他的档案,他没有右派言论,不存在“平反”!多么滑稽!

凑数当上了“右派”

某单位中共青年团书记W君,一直紧跟中共,在“反右”运动中更是积极表现。上级派给其单位12个“右派”指标,W君百般努力,选出了11人,于是便向主管部门领导汇报:我们单位除11名外,已经没有“右派”了。

过了一些日子,主管领导交给W君一只封了口的档案袋,让他将11名“右派”押往某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到了农场,W君将11人和档案袋交给农场负责人,并诚恳地说:“我们单位原来分配12名右派指标,经认真摸底排队,只挖出11名,少了一名。现将11名右派移交给你们,请核对。”

农场负责人打开档案袋一一核对后,厉声对W君说道:“W!就是你这个右派最狡猾最顽固!档案上明明写着:第12名,W,男,21岁,家庭出身:小业主;本人成分:学生。该右派散布‘右派已经没有了’等极右言论,建议予以戴上右派帽子,押赴某某农场劳动教养。”

W君闻听后,马上瘫倒在地。

否定有“右派”的一把手变成“右派”

某县卫生局局长黄某某,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其曾祖父开始,他家每一代都有一位名医。因此,在这座小县城里,没有人不知道中医黄家的。在这样家庭氛围中长大的黄某某,自幼好学,后来还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读了大学,中西医经验皆备。

国共内战期间,黄某某受马列思想蛊惑,投奔中共,并在中共战地医院工作,抢救了不少伤员,后加入了中共。中共占领其家乡的小县城后,黄某某被任命为县医院院长,很快又升任县卫生局局长。

“反右”运动开始后,十几个人的县卫生局也分到了一个右派指标,这个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尚保有知识分子精神的黄某某在开会时当场就表示异议:“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还差点和布置任务的县科教办主任打起来。回到卫生局后,对中共政治颇为天真的黄某某也只是随便开了次小会敷衍了事。在他看来,没有“右派”,也不能随便抓一个来。

不久后,在全县领导会议上,各个局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黄某某却直截了当地说卫生局没有“右派”。县科教办主任一听,火了,说道:“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句话,黄某某被打成了“右派”。

因为各种荒诞理由而成为“右派”的绝不止上述几人,中共带给这些“右派”的伤害不仅仅是他们的精神和肉体,还有他们的家人,即便后来大多数“右派”被所谓的“平反”了,但他们的生命能挽回吗?他们逝去的大好年华能倒流吗?他们破碎的家庭能重圆吗?

而这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运动和随后的文革,彻底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性和敢说真话的良知与精神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