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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感赤色中国难容身 钱穆在香港建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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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顺天

1949年,当一些知识分子从香港北上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时,钱穆迁往香港。他预见,中共得天下即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中断,于是在英国属地香港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以发扬中国文化,并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靠自学 从乡村教师到进入北大授课

钱穆,原名恩鑅,字宾四,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的七房桥。他7岁入私塾读书,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学校停办,他辍学后自学。18岁后,钱穆当了十年小学教师,1922年以后,他又当了八年中学教师。

一直自学苦修的钱穆,致力于史学研究,1930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两本著作,使学界人士对其推崇备至。后由顾颉刚推荐,钱穆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

居北平八年,钱穆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名校。

在燕大,钱穆见陈寅恪穿长袍,遂改穿长袍,一直坚持到老。当时北大名师云集,戴金属细边眼镜的钱穆,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胡即指胡适,他俩都因以演讲的方式授课而闻名。

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宴请教师,钱穆直言,入燕大校门即见M楼、S楼,既然在中国,就该起中国名字。校务会采纳了钱穆的建议,后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楼贝公改名办公楼,其他建筑也都赋以中国名称。校有一湖,因一时无名,就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撤到云南蒙自,期间他与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往来密切。陈梦家劝钱穆写一本中国通史的教科书,后来在陈梦家的启发下,钱穆一反此前中国通史的西方化叙事倾向,写出《国史大纲》,它饱含强烈的道德意识与爱国热情,展现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很快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

而民族危亡之时,西学东渐,很多青年受中共革命文化的影响,当时阅读的多是“左倾进步书籍”,以民族虚无主义为时尚,蔑视和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腐朽没落” 。

钱穆二儿子钱行说,“1949年以前,好像真没读过父亲的什么书。那时我读高中时,父亲有次回来,见到三弟(钱逊)那里有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曾经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当时也不怎样接受……其实那时候的青年学生,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也差不多,很狂热的。”

钱穆劝儿子看《曾国藩家书》,不要看那些“马列的书”,不要上当、相信那些东西。但后来儿子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触,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自认为“进步、革命”,逐渐远离了父亲。

钱穆在学生时代,也曾参加过学潮,但在北平、西南执教期间,钱穆不支持学运,因为中共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与他的传统理念相悖。钱穆后来离开了西南联大,也与当时校园激进的左倾思想有关,“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预感在赤色中国难有容身之地

“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论旨”的《国史大纲》,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42年,蒋介石约见钱穆,钱穆拒绝了,次年,蒋介石再度约见钱穆。提倡宋明理学的蒋介石,与钱穆思想非常相合。后来,钱穆再次受蒋介石的邀请,与冯友兰一起去重庆,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演。期间,为钱穆安排的每餐饭蒋介石都要亲自去看,亲口品尝是否合口。蒋介石还请钱穆负责《宋元明清学案简编》里清代部分的编写。

钱穆多次赞扬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五权宪法”、“五院制度”,尤其考试制度、监察制度,认为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钱穆的价值观与中共倡导的马列格格不入。

1949年4月,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挺进江南,很多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抉择。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对中共怀有深望,屡劝钱穆留下。钱穆问他,“您研究古文辞,您看看军队渡江的那篇文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不语。

从文告中,钱穆当时就预感到,赤色中国难有他容身之地。而那篇文告正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人,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

钱穆认为自己“单枪匹马,一介书生”,“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怎么会找到我头上”。此文发表之前的四个月,胡适已经去了美国;八个月前,傅斯年去了台湾。

当时,钱穆正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10月,钱穆嘱托苏州城防司令随时照顾家小,然后自己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妻子和五个孩子都留在了大陆。

在香港创办中文大学 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最高宗旨

钱穆在香港见到许多彷徨的流亡青年走投无路,于是有了创办大学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自认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一边在《民主评论》上发表文章,一边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在九龙伟晴街借用华南中学的三间课室,筹办“亚洲文商学院”,夜间上课,由钱穆任院长。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至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校舍简陋,没有图书馆。亚洲文商更名为“新亚书院”,改为日校,钱穆出任院长。

学校经费困难,办公室晚上就是卧室。钱穆自奉节俭,先是栖身在校舍打地铺,后搬到贫民区,再搬到偏远乡村租房。他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立定讲坛,舌耕不辍。

学生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的流亡青年,很多露宿在学校天台、楼梯上。师生不到百人,学费收入仅有20%,每月亏空多达三千多港币。后来蒋介石一直帮助了四年,数年后,学校获得美国耶鲁、哈佛的援助,蒋介石才开始停止拨款。

钱穆公开在校刊上撰文,指出:“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1958年的一天,钱穆的长子钱拙接到一封父亲来信。信中说,人民公社搞得这么糟,还要办公共食堂,家家户户把自己的锅灶都打掉,吃公共食堂,“这不是乱了套嘛!”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68岁的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在英国属地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教学的大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陆大中学校一度陷于停顿。据钱穆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日夜在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言不发,持续一两个月之久。一天,钱穆突然说,他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这样将来即使教师和课程都没有了,也可以此为研读文言文籍的国人开一门径,挽救传统文化中断的危机。

父子异途

钱穆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儒家家庭伦理,尤重父子之情。初到香港时,钱穆曾经与余英时一家看电影,内容是关于亲子之情的。想起在大陆的儿女,钱穆当时禁不住悄然泪下,而钱穆向来是能够“以理驭情”的。

1950年,钱穆写信给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希望他们到香港读书。当时中共贬斥钱穆“卖国”,受舆论影响,兄弟三人认为父亲“逃港”即是不爱国的行为。当时18岁的二儿子钱行,甚至将毛的报纸文章寄给钱穆。钱穆想与子女团聚的愿望没有实现。

1949年后,因钱穆反共的立场,子女的工作与生活都受到了株连,他们也曾以所谓“爱国”大义责备父亲。

当钱穆在国外创建大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三子钱逊在国内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当了20多年的马列教师,教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钱行后来被举家下放,女儿钱易也被下放到江西开荒种地。为免牵连,钱穆和子女断绝了书信往来。

在中共的集权高压下,钱穆父子异途,父慈子孝各不可得。直到31年后的1980年,子女们才与父亲重聚,钱穆其时已85岁。而钱行借助赴港探亲的事由,才找机会办了返城手续。

钱逊读父亲的著作时,已年近五旬;曾经叛逆的钱逊,为自己曾经批判国学而感惭愧。钱行70岁时,以“毕明迩”为名,发表文章替父亲辩驳:“中国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有皇帝,不等于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于就没专制。”

钱穆死后,胡美琦发表文章谈到,与子女相见时,钱穆一直等待子女向自己道歉或者做个说明,“文革”时孩子为什么用那么“革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亲,但他没有等到,心中耿耿却难以言表。

历史验证了钱穆对中共的预言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搞“统战”,派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及其侄子钱伟长劝钱穆回大陆。

钱穆给老师吕思勉的回信中写道:“回来虽无刀斧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教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中检讨,要我像他们这样做检讨办不到,等于是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我完全做不到。”

在钱穆看来,中共得天下,就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所以钱穆表示:“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1957年,钱穆发表〈历史真理与杀人事业〉,文中说:“毛泽东清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难道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便不会清算毛泽东?……好杀人、敢杀人、多杀人,绝非历史真理。若果杀人成为历史真理,世界将不会有人类,人类将不会有历史……用客观统计方法来检查已往的历史,好杀人、敢杀人和多杀人的,中国已往如黄巢与李闯,现代世界如斯大林,其他不必多举,试问有哪几位多杀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后没有受真理清算过?”

1969年,钱穆赴金门对军官发表演讲,他预言:“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愈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我们大陆同胞正是受尽苦难,然而最后总会苦尽甘来的。 ”

1986年,钱穆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

直至晚年他双目失明,由夫人协助撰写的《晚学盲言》中,钱穆仍念念不忘批判马克思邪说。

时局困顿 “未曾降志辱身”

在“崇尚西学”、排斥诋毁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穆为传统文化辩护,提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专制,所以他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他为“封建余孽”。

但大智不群的钱穆逆流而上,“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方向,他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即使时局困顿,也“未曾降志辱身”。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说:“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着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钱穆志在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他曾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钱穆还说:“大陆之失,我辈知识分子应负绝大责任。”

在钱穆看来,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与激烈的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他呼吁年轻人,不要老想着“成功”,不要混淆理想与欲望。

他们之间每次会面都有个性记录,转换档案的公开,从记录看,钱穆从未向蒋介石索要过什么,更未曾谄事过的蒋介石当年对钱穆非常赏识,但钱穆并没有成为御用学者。蒋介石。

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学者朋友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陈寅恪拒绝了;之后他又去邀请熊十力,熊十力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还到了中山大学找杨树达,杨树达也无意离开。

“文革”后,陈寅恪被称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 “革命者”把几个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后,用怒吼的批判恐吓诬蔑他。双目失明,患严重心脏病的陈寅恪在惊恐不安中度日如年。1969年黄历5月5日下午,命若游丝的陈寅恪再次被“革命者”批斗,要求他口头交代罪状,,直到口不能言。五个月后,79岁的陈寅恪凄惨离世。

“文革”爆发,熊十力屡遭抄袭家,批斗,其著作被视为“反动复古主义”而遭批判,熊十力不停地写书,写了毁,毁了写,精神无法承受,甚至绝食减食以求他常穿着一件褪色布长衫,腰间胡乱扎一麻绳,独自一人在街上,公园里跌跌撞撞,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

梁漱溟1949年以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薪水不菲,主要“工作”是思过,确立其资产类别反动思想,接受思想改造。“文革”中,祖传三代的画轴书册全被焚毁,梁漱溟被红卫兵要求扫大街,扫厕所,每日接受“群众监督管制”。

钱基博,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著作手稿被大量焚毁,最终抑郁而亡。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在清华只教了一年书,后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 “文革”时,钱钟书夫妇被下放“五七干校”,其女婿被逼含冤自杀。

1949年10月,曾被蒋介石器重的冯友兰向毛泽东表态:“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后来“尊孔”的冯友兰改变立场“批孔”,获毛泽东赏识,每次被毛泽东接见后,冯友兰都会感激涕零地献诗。冯友兰晚年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著名诗人陈梦家1966年8月被红卫兵揪斗,戴上“流氓诗人”的高帽子,后悬梁自尽。

钱穆亲侄钱钱伟长,1958年在清华大学被定为“极右分子”,后被强制劳动改造。

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中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

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墓穴毁于“文革”。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1967年,钱穆定居台北。蒋介石为表达对钱穆之敬重,会见钱穆时,特地改穿长袍。蒋介石父子对钱穆都礼遇有加。

钱穆在台湾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教授。抱守书斋,一生著书立说,钱穆的文字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教书育人近八十年,晚年依然传道授业。

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赠言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心中的“中国”,就是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钱穆最后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钱穆最后的手笔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的贡献》,他说的贡献,即“天人合一观”。 ”

钱穆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要把他全部著作带回大陆。但他生前反对大陆用简体字出版其学术性的著作,反对修改,删节其作品。

1990年8月30日,钱穆无疾而终,享年96岁。清点遗产时,秘书发现:钱穆“一个钱都没有”,只有一副眼镜,两根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