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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之光——洪大的基奠,完美的结合

——中西音乐在神韵里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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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赵佶 听琴图


神韵交响乐,奠基于五千年文明历史,以中国音乐的旋律为主调,用西方交响乐的技法烘托展现。结合东方音乐的灵韵、深邃内涵与西方交响乐的宏伟壮丽,呈现给观众一场非凡的视听盛宴。

在聆听音乐时,也许您会觉得这一串音符宛如草原上万马奔腾,那一串音符又如彩云间仙袂翩飞,这一段旋律余韵悠长,那一段旋律又触动了您的心弦,彷如记忆深处的场景。您的这些感觉没有错,这些乐曲之所以如此生动,不仅是因为它们曾是舞蹈的伴奏,也是因为它们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几千年人类历史的文化底蕴。

几千年的历史,人类拥有过怎样丰富的智慧,这些智慧又是怎样体现在神韵音乐之中的呢?现在让我们以时间为线,回溯历史,一探古典音乐中的文化精粹与其诞生与延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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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

被称作神州的华夏大地上,神传文明磅礡而多彩:从三皇五帝时的古乐,到先秦的钟磬乐;从西周、春秋时的《诗经》《楚辞》到汉时的乐府;从隋唐的歌舞大曲、宋代的词调音乐、元朝的戏曲杂剧到明清进一步繁荣的民歌、小曲、说唱以及地方声腔的发展,京剧的产生。各个朝代的音乐形式大不相同,曲调丰富而古朴,底蕴各异而隽永。

制乐以法天地

五千年前,黄帝命令乐官伶伦到崑崙山中取竹管吹音,制成十二律,再以凤凰的鸣叫作为基准校音,雄凤声为阳律,雌凰声为阴吕,合称律吕,是世上(传说中)最早的标准音高体系,也是中国人俗称的黄钟大吕。黄帝定音律之后,制作了大型乐舞《咸池》、《云门》,用以歌颂天地的德泽。

唐尧称帝之后,对乐官夔说:“用音乐去教授我国的子弟,人的心志可以用诗表达,诗可以唱颂,用五声、律吕、八音来与诗歌搭配,搭配有序,互相融合,人和神可以相通。”

明 仇英 吹箫引凤图


“五声”是指宫、商、角、征、羽。古人认为,五声对应宇宙中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对应人体中肺、肝、肾、心、脾五脏。自盘古开天的神话开始,中国古代哲学一直认为,人体和天体是相对应的,人的生老病死,就似四季的轮转、宇宙的成衰。尧帝认为,人体中的阴阳两气,可以用律吕来调节,五脏可以用五音来调和,音的规律不能紊乱,就像人的身体各处各司其职,人的心态达到圆转平和,人的机体也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以达到像半神一样的长寿。这与黄帝内经中的“天有五音,人有五脏⋯⋯此人之与天地相应也”遥相呼应,是世上最早产生的音乐具备治疗效用的理论。

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作雅乐,使“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那时的人们明白,天地运转有其一定之规,这种玄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智慧是能够使自己了解并顺应天意,在这样的状态下创作的音乐,可与天地万物相沟通。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这种神人相和的思想成为后来几千年音乐创作的基石。

舜之后,禹至成汤,凡圣王均作乐以法天地、顺天时、和万民。至于周公旦,结合礼乐,进一步规范了人的行为准则。春秋时代,王权式微,强者争霸,礼乐废坏。孔子出世,再一次提倡礼乐的功用。

礼乐以兴教化

尽善尽美,是孔子标志性的音乐理论。他在观看舜帝流传下的乐舞《韶乐》后,发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叹,又在比较了周武王制作的乐舞《大武》和《韶乐》后,作出这样的评价:“大武很美,却不够善啊,而韶乐,真是尽善尽美!”

中国古人认为:“德音为乐,无德为声”。“乐由心生”,心怀善良,奏出的音乐能够感动人心。而善不仅体现在精神之中,善是现实世界安定与否的保证。舜帝的另一曲“南风”之乐,其词流传至今,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吹来了,舜帝十分高兴,他为百姓的苦而苦,为百姓的乐而乐。“南风”后来被称为治世之音。“声音与政通”,君王心怀百姓,制作德音,是天下大治的根基,而相反,君王荒淫无道,靡靡之音就会出现,这是天下大乱的肇始。因此孔子将德音雅乐的教化视为至关重要。

此外,孔子还主张乐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奏乐时情感有度不过分,达到心态平和的境界为最佳,这与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和”相呼应,成为中国雅乐的基本韵味意涵。

盛世乐章

至大汉立国,重道尊儒,开辟大一统的盛世。自汉武帝开设乐府署掌管民间音乐起,汉魏以来的皇帝,常派遣官员到中原各地采集民谣,再配上音乐,成为乐府“歌诗”流传后世。来自民间的讴谣带有各地不同的质朴民风,北方豪迈,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木兰辞》“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南方纤柔,如著名的《西洲曲》“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乐府配乐的种类也有相和歌、鼓吹乐、郊庙曲、杂曲的区分,其中相和歌,是以丝竹相和的管弦乐,鼓吹曲,是吸收北方民乐而形成的军乐,郊庙曲是祭祀大典中使用的宫廷礼乐,这些乐曲的演奏,都采用乐器与歌舞相配合的形式。汉魏的音乐,带著圣君的遗德、孔子的寄望、中原各地百姓的心声,在民间和宫廷蓬勃发展著,等待著下一个盛世的到来。

大唐开国,唐太宗克定隋末祸乱,制《秦王破阵乐》,又名七德舞,七德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宣扬拨乱反正的不世功业,奠定了大唐宫廷乐舞的雄伟基调。在制定新乐时,太宗不避前朝旧曲《玉树后庭花》,认为乐声哀乐皆由人心,在一个太平盛世,只要演奏者聆听者心中欢悦,悲伤的曲调也会变得快乐。太宗延续隋制,定十部乐,其中多部采用西域音乐,反应了大唐“万国来朝”的时代特点。从西域传入的乐器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的音乐,琵琶、箜篌成为唐代大曲不可或缺的乐器,而后来的唐玄宗,更是演奏胡人乐器——羯鼓的高手。

唐玄宗精通音乐,史载曾有三百人作丝竹之戏,“声有误者”,他必“觉而正之”。开元盛世时,音乐的地位被推上了巅峰。与儒家重雅乐不同,唐玄宗酷爱燕乐,他成立皇家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閒暇无事时,就亲自教导梨园子弟。皇帝的嗜好影响了全国,使得当时“家家尽唱昇平曲”。丝竹管絃之声,遍布街巷;诗人的名作,甫一出炉即被谱入歌章,彷如一副桃源盛世的景象。唐宫燕乐中的大曲,是一种融合器乐、声乐、舞蹈于一体的大型乐舞,它充分体现了唐代音乐的艺术成就,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以后,宋词、元曲及各类说唱艺术广泛流传、深入民间。“凡有井水处,必能歌柳词”,是指婉约派词人柳永的词,在当时流传至街头巷尾,童叟皆能唱咏。受到诗歌内涵、音韵的影响,与文学相结合的民间曲调的韵味变得愈加细腻、千变万化、曲折宛转,直接倾诉著人的心声。

十里不同音

除宫廷雅乐宴乐外,民族民间音乐也是中国音乐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原神州地域辽阔、地貌多变,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在古代,山川钟秀、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造就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民风的差异。比如西北高原乾旱少雨、广漠荒凉,那里的人们性格质朴深沈,乐风悠远中含有苍凉;江南地区山明水秀,物产富足,那里的人们聪慧灵秀,乐风细腻婉转;青藏高原地势峻拔,人烟稀少,那里的人们坚韧顽强,虔诚而谦卑;乐风悠远雄壮;苗山奇崛险峻、蜀水浩荡湍急,那里的人们纯朴率真、有旺盛的生命力,乐风诙谐、活泼、乐观而勇敢。

秦始皇统一中原,“书同文”、“车同轨”,却并没有统一得了中原各地区人民的口音。“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同一首民歌,由于不同地区的语音不同而使音调也产生了变化。百里之外如另外一国,有独特的地貌、独特的语音、独特的风俗,这多样性的民族特点,造就了中国音乐中丰富的各民族民间乐调。

古乐式微

三国时代的音乐家嵇康在被押往刑场处以极刑之前,三千太学生请求他传授琴曲而朝廷不许。嵇康长歎道:“昔日曾有人请求我传授广陵散,我没有答应,广陵散从此将失传了!”一曲广陵散,寄讬了嵇康至高的人生情怀,他不肯轻易地讬付他人,而使这首古琴曲最终绝迹人间。这是中国民间音乐大师授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他们通常选择领悟力高的学生,将毕生技艺倾囊相授,又或是只传授给家族里的人。“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他们看重学生的颖悟力,讲究心领神会。这样的传授方式,虽然能够保留音乐的神韵,却无法流传下普及大众的教学体系;新朝代的诞生也使上一个时代的成就遭到很大的劫数而难以延续。因此,中国许多高超的音乐技艺和内涵,到了近现代已经失传了。

此外,中国的乐器讲究突出各自的韵味与技艺,疏于研究不同乐器特性之间多声部的搭配、融合,中国古代的大型音乐演奏是各种乐器分别的合奏、独奏、分段演奏,并没有系统、完善的配器技法。这虽然能够突出个别乐器的特色,乐器之间无法配合互补,就难以演绎出真正壮阔宏伟的气势。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弥补这样的一些缺陷呢?这时,历史的目光投向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

西洋音乐

从信仰中诞生

在英语中,music一词源自muse,即古希腊的乐舞女神缪思。古希腊人认为,音乐是由神发明并赐给人类,音乐也将用来敬奉神。

古希腊人的音乐是西方音乐的源头,他们发明了最初的音程、音阶、调式和简单的记谱法。除了在祭神活动上表演音乐之外,行吟诗人在吟诵古代英雄的史诗时,也总有音乐相伴。希腊人认为,音乐俱有净化心灵、导人向善的功用,而要达到这一点,音乐需符合一定的规范,过于标新立异的音乐会消磨意志,令人颓废。

《吟游诗人荷马》Jean-Baptiste Auguste Leloir绘


公元前30年,罗马人征服希腊,继承了希腊的文化艺术,他们对于音乐的喜爱并不亚于希腊人。他们的乐队规模庞大可与军团相媲美;贵族家庭拥有自己的乐手、歌舞手;被皇室供养的职业乐手成为“明星”,到处受人追捧;乐声与歌声日夜回响在城市的中心,然而他们逐渐失去了希腊人对待音乐的精神。在一片歌舞昇平之中,人们只用音乐来享乐,而不是谦逊、自省、敬神,以及追寻生命的昇华。

此时,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诞生了。这种力量来自于对救世主的虔诚信仰,对于永生与救赎的渴望,这种力量在暗夜中如星光闪耀,汇聚成一种庄严、简朴的音乐——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祈祷和咏唱。

基督教在经受了罗马帝国两百年的迫害之后,在君士坦丁时代被合法化,此后,基督教迅速的发展为中世纪欧洲国家全民信奉的国教。在经历了战乱、天灾、瘟疫后的人们终于明白,人生的欢乐无比短暂且无常,生命的永恒和救赎才是应该不断追寻的真理。希腊罗马时代一切娱乐性的活动彻底地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修道院和教堂中祈祷、诵经和唱诗的声音。

8、9世纪时,格里高利圣咏出现了,他是由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命名的一种应用于礼拜仪式的统一化的圣歌,他严肃,和缓,用以歌唱圣经中的诗篇,据说圣咏形式的出现是来自于上帝圣灵的启示。它是当时的平民、贵族和教会中最重要且几乎唯一的音乐,也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滥觞。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

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西方迎来了文艺复兴,人们重新发现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留下的文化宝藏。随著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丁、莎士比亚等伟人的出现,继承与创新的热情在整个欧洲漫延开来。在基督教世界信仰的基础上,人们剔除教会的弊端陋习,复兴了形神兼备的古典艺术,开创了一个“重生”的时代。

罗马留下的乐器带有享乐主义颓靡的气息,从东方传入的乐器又带有异教徒的色彩,因而中世纪时期器乐音乐的应用一直被侷限在民间歌唱和舞蹈的伴奏中。这种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改变,世俗音乐不断发展,新的乐器出现,舞曲和伴奏器乐乐曲也变得非常丰富,歌剧的形式也在此时诞生,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克劳迪欧.蒙台威尔第创作的奥菲欧。

公元1600年到1750年间,西方古典音乐进入第一个神奇的时代——巴洛克时代。在这个时代,古钢琴出现,大提琴、小提琴也被进一步完善;音乐理论和技巧被系统归纳、整理;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资助使音乐在民间普及开来,欧洲君主和贵族的宫室成为音乐家展示才能的舞台,音乐成为欧洲大陆的时尚而开始大放异彩。这个时代代表性的人物有蒙台威尔第、韦瓦第、巴赫和韩德尔,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巴赫一生创作了八百多首乐曲,其中平均律钢琴曲集以其对于十二平均律的自如运用和无与伦比的音乐技巧被誉为钢琴家的“旧约全书”;他的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以其高超的复调技巧和宏伟的旋律而闻名。他在世时寂寞无名,长与贫穷和死亡相伴,然而磨难没有消磨他对上帝的信念,他的一些作品在平静与简朴中展现出奇异的深邃与协调,如同对生命本身最虔诚的领悟。他相信他的才华是上帝的恩典。他总是在他手稿的末尾写上一句话:“一切荣耀归于神。”

维也纳三杰

巴洛克时代过去后,西方音乐史迎来了它最辉煌的篇章。人们称呼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的音乐为古典时代,意指以希腊人对美的理想为基础,所创造出的典雅、纯真而气势磅礴的音乐。在这个时代,奏鸣曲、协奏曲和交响曲的形式得以蓬勃发展,复杂的对位法演变为融会贯通的和声技巧。三位乐圣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将这个时代推向前所未有的巅峰,这就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时代。

海顿的《创世纪》在维也纳演出的盛况。


被誉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他曾受聘于艾斯德哈基亲王,为他私人的乐队作曲长达三十年,良好的创作环境和稳定的生活令海顿得以潜心钻研交响乐的创作技法,他一生绝大部分的管弦乐、室内乐、宗教作品和歌剧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他晚年时曾两次前往英国,为观众演出他的最后十二阕交响曲。这十二阕交响曲以及另外两阕神剧《四季》、《创世纪》,是他一生成就的集大成者,也是交响乐的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海顿晚年时,结识了二十五岁的莫扎特,他们对彼此的才华大为赞赏,互结为忘年之交。莫扎特向海顿学习四重奏和交响曲的作曲,并亲切地称他为“海顿老爹”。

海顿不仅奠定了古典派的交响乐和四重奏体裁,而且开创了钢琴协奏曲和钢琴三重奏的形式,并将赋格和对位法引进古典音乐。海顿为人拙于言辞,却敦厚宽容,平和而谦逊。他曾想离开安定的生活去世界上旅行,并对莫扎特诉说这一想法,莫扎特回应他:“噢,老爹,您不了解外面那广阔的世界,而且您太过沉默寡言了。”海顿笑了,他说:“我的语言全世界都懂。”

有“音乐神童”之称的莫扎特出生于奥地利的萨尔兹堡,他从小师从父亲学习音乐,八岁时创作了第一首交响曲,其结构完美,旋律动听。十岁以前他开始了居无定所的巡回演奏。莫扎特一生穷困,却在艰苦的环境中创作了大量明快、流畅而生气勃勃的乐曲。他所付出的努力和他被赋予的天份一样,是普通人无法想像的。他自己曾说:“没有人像我那样在作曲上花费了如此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没有一位著名大师的作品我没有再三地研究过。”

在莫扎特短暂的一生中,他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杰出的作品,包括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四重奏和重奏、重唱曲、器乐小曲、独唱曲等等。他的作品充分的发挥各种乐器不同的性能和技巧,在乐器之间的对比、转换与合奏中,无一不体现了其构思与技巧的完美和精妙。他的作品也寄讬了古典时代最纯真的音乐理想,无怪得舒曼曾说:“莫扎特即音乐。”

贝多芬是古典时代家喻户晓的音乐家,他的交响乐作品只有九首,却成为了音乐史上永垂不朽,无法被超越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是他用生命谱写的颂歌。

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的德国波昂,父亲是一名乐师。他的音乐天赋很早就显露出来,七岁那年创作了九首钢琴变奏曲,十三岁成为波昂剧院的大键琴伴奏和宫廷教堂的管风琴手,十七岁时,他拜访了莫扎特,在听过他的钢琴即兴演奏后,莫扎特对朋友说:“这个少年不久后将震撼全世界!”后来贝多芬来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发展,创作了第一、第二首交响曲,在维也纳的音乐界初露锋芒,人们翘首期盼著又一名伟大的音乐家的降临。

然而,命运之神在此时以雷霆之势叩响了他的大门,正如《第五号交响曲》一开始那四个著名的动机音。自1795年开始,贝多芬的听力开始衰退,这对音乐家来说是致命的,贝多芬陷入痛苦沮丧之中,甚至一度想结束生命。但是最终他通过了命运之神的考验,在那之后,他创作了第五号《命运交响曲》,第六号《田园交响曲》以及加入“欢乐颂”声乐演唱的《第九号交响乐》。每创作一首乐曲,都是贝多芬超越自我的生命昇华。在第六号交响曲中,看不到疾病与痛苦的痕迹,贝多芬比一个健康的人感受到了更多大自然的美好,他说:“就在这儿我写下了溪边的景色,而在那边,黄鹂、鹌鹑、夜莺、杜鹃则在树梢上和我一起写作。”第九号交响乐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一首,在维也纳的首演结束后,全场沸腾,观众起立五次,欢呼雷动,然而此时全聋且眼疾缠身的贝多芬背对著观众席,毫无所觉,还是一旁的女低音将他转过身来,他才看到了这一盛况。1979年这首交响曲被作为地球文化的代表发射到了太空。在去世前贝多芬得以了无遗憾地对自己说:“让死亡降临吧,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贝多芬的胸怀博大,“四海之内为兄弟”一直是他对于当时社会的愿望。自由、平等、博爱是他一些经典曲目的主题,其中包括最著名的第三号《英雄交响曲》。他留下了无数耳熟能详的作品,为旋律、和声、管弦乐法组织开拓出新的创作思路,为古典时代后期和浪漫主义时代留下丰富的音乐宝藏。在他去世后,两万名哀悼者——维也纳人口的十分之一前往悼念这一音乐界的圣人。

继古典时代之后来临的是音乐的浪漫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著名音乐家不胜枚举,有小提琴天才帕格尼尼,歌曲之王舒伯特、歌剧作曲家普契尼、钢琴诗人萧邦、开创交响诗的李斯特,歌剧之王、还有比才、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等。他们将丰富的情感、民族的荣誉感和生命的一切感受融入音乐之中,改变了一些旧有的音乐形式,扩展了管弦乐的编制,遗留下无数动人的作品,开创了又一个辉煌璀璨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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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偏重技巧和规律,中国音乐偏重意境与神韵。如果说中国音乐的旋律是流线型的波纹,那么西方音乐就如纵横交错的网状织体。东西音乐虽然表现不同,但是在文化的传承的本质上却有著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对神明的信仰为基础而发展的,也都提倡音乐对人类精神的积极作用。

神韵的交响乐成功地结合了中西音乐两者不同的优秀特质,以西方交响乐的技法将中国音乐的灵韵铺展开来,使中国五千年音乐不再用于一脉单传,自我陶情,不再局限于中华民族之内,而是使全世界的人们得以通过这宏大的交响乐形式去体会并瞻仰这五千年神传文化的风采。神韵交响乐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结合中西音乐,也并非偶然,她抓住了中西音乐共同的本质,选择了历史所铺垫的道路。在历史上,西方古典音乐所奠定的磅礴气势,十分适合用以展现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广袤的土地上深邃博大的内容。而中国乐器以其特殊的音色,在众多的西方乐器之中,非但不会被淹没,反而时常起到引领的作用。西方乐器为形,东方乐调为神,她们在神韵交响乐中的结合显得水到渠成、天衣无缝。

在欧洲古典音乐的全盛时代,上流社会的人们每周最多会参加16场演奏会、善感的贵妇人会在一场激动人心的表演之后因心潮澎湃而晕厥。在中国古代,乐是君子必修的六艺之一,人们通过音乐结识一生的知己,通过音乐预言国家的兴亡。音乐是东西方人们共同热爱的语言,她是文雅和高贵的象征。人们可以用音乐对话,用音乐沉思。

然而在现代社会,古典音乐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在一片机械化数字化的冰冷世界里,在一片嘈杂、颓靡、无规律的乐声中。人们不再熟悉如何用感性去体会生命、用理性去表达情感、并将一切诉诸音符与旋律——这种神明留传给人类的伟大艺术。

在辉煌的古典文化传承历史中,几乎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怀有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之心,或是具备非凡的个人品格的力量。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放纵、无原则的自由发展,是东西古典音乐失去光彩的根源。近代以来,许多音乐家们尝试将中西音乐相结合却往往使两者都不能完美发挥,或沦为不伦不类。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理解古典音乐的根——文化的传统和精神的信仰。今天,神韵将东西合璧、纯善纯美的音乐展现给全世界的人们,其宗旨不只是为了给予您一场视听盛宴,也是为了从新延续东西音乐文化之根,启迪人心的善念,复兴古典文明中信仰与道德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