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家英若诚的线人生涯

文/古玉文

中国巨富、国安线人郭文贵爆料的中共“蓝金黄”计划,引全球关注。所谓“蓝”就是对各国商人网络监控;“金”是用金钱收买;“黄”则是用女色勾引。利用、胁迫社会中上层人士做中共国安线人,一直是中共控制国内民众、渗透国际社会的“常态”。中共把特务的谎言出卖、金钱酒色、威胁暴力、破坏道德的行为,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

被中共利用的线人也自知这些行为是败坏人伦道德、践踏自由人权、违反法律的卑行,无法见光,或半推半就,或被胁迫,甚至心甘情愿,自欺欺人地干着。其根本原因是中共背后的共产邪灵因素,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普世价值改造成了“假恶暴”,人为了当今的利益、曾经的“革命”、“信仰”什么都可以干。

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生前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线人。他生性幽默酷爱戏剧,极具表演天赋,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却是一部被中共裹胁和蛊惑、杂味纷陈的戏中戏。

家族显贵,中西合璧的早期教育

英若诚出身书香门第、天主教家庭。祖父英敛之,笃信天主教,聪慧练达,崇维新具创意,立《大公报》,办辅仁大学,兴传统国学;外祖父蔡儒楷,是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创办人,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父英千里,伦敦经济学院的高才生,辅仁大学教授,饱受西洋教育,曾为马英九英文教师,1949年随国民党赴台;母亲蔡葆真,受教于天津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后掌管静宜女子学校;岳父吴保丰,民国初第一批留美海归,曾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

1929年出生的英若诚,至中共占领北平前,一直居住在北京后海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祖父早年皈依天主教,父亲接受全盘西式教育。童年的英若诚住王宫,庭院深深富丽堂皇。在陈列古玩珍品的居室杂耍,摘西式灯具上的玻璃珠送玩伴。父亲月薪千块大洋,孩子们经常在床上蹦跳着抛洒大洋当玩具。逢假期,便随父亲嬉坐全北京城不到二十辆的美国福特车去京郊别墅度假。

最让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无法企及与神往的是,英千里每晚都要兴致勃勃的给孩子们讲一段希腊神话故事。深得西学教育精髓的父亲,绅士得很,与母亲蔡葆真“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相得益彰。传统的规矩方圆配合西式启发引导,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不仅在囊括中西的书卷世界中游弋,更能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宽松教育氛围,而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神同处、善恶交锋、神性善良智慧的诸多故事情节与理念也深深吸引了英若诚幼小的心灵。

英若诚少年桀骜的性格与贵族血统,使他在民国学校中很难接受学校训育主任的训诫,他用弹弓捏著小石子射训育主任的额头。之后,被父亲转到了法国教会中学——圣路易中学。这所教会学校严格到不听规定就藤条打手心、光屁股打板子的地步,走不得人情。严管下,英文禀赋并不太超常的英若诚,以每天都要下决心背一段500字的圣经原文和莎士比亚14行英文抒情诗的速度,成功的坚持到了毕业。自然,他的成绩优异斐然。

名门之后沦为中共线人

英若诚的祖父应敛之,办《大公报》,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而命名;创辅仁大学,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父英千里自己慨叹虽饱学西洋诸科,但不明国事,报国无门,希望英若诚放弃去英国剑桥的规划,在国内就学,好报国抚民。英若诚遵父命,上了清华大学外文系。

坦言之,这个英氏家族,在晚清民国与日本侵华时代,仍然深厚地承载着华夏民族士大夫阶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大使命感与豪迈感。英千里曾三次被日本人关监,而儿子英若诚千险万难中时常探监,为父亲送衣物。

但英千里父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抱负、情怀与其中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神性一面,和中共骨子里的邪性,是格格不入的。之后的英若诚错把中共鼓吹“革命”歪理当作报国“天命”,父志子循的家国情怀被中共窃走了神性。

1948年12月的一天,北平已被中共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大陆人才抢救计划”的重要人物,从北平匆匆飞往南京。英若诚曾特意从清华大学跑回家,劝父亲留在大陆和共产党合作。英千里深感担忧的问儿子:“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英若诚说:“没人会干涉。”那一天,支撑英千里明智之举的念头是对信仰的维护。自此,父子生死两茫茫,再也没见过面。许多年以后,英若诚才意识到当时自己太天真了。

较之对共产主义深感担忧和疑惑的胡适、英千里,中共更容易欺骗他们的晚辈。很快,英若诚参加了“革命”。夫妇俩众多的外国朋友和海外背景被彭真看中,成了中共国安线人。

英若诚在其晚年自传《水流云在》一书中披露,1952年,英刚到北京人艺不久,彭真召见了他,要求英保持和他已有的外国同学与熟人的联系,注意这些人的反应,尤其是对大事情的反应,随时通知政府,“这对国家、对党、对我军都会很有用”。

而在《水流云在》英文版《Voices Carry》一书的序言中,执笔人美国学者康开丽揭示,情报搜集贯穿了英若诚一生大部分时间。英若诚夫妇二人经常白天接待、款待外国友人,当晚就会写出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有的时候会有20-25页厚,装进一个写着化名“Wuying”的档案袋里。比如,其中有一份叫“伊文斯战役”,是英若诚夫妇汇报一位外国好友——英国驻华外交官伊文斯的报告。1950年,英若诚夫妇应安全部门要求,搜集他们的好朋友——美国夫妇李克和李又安的情报。随后,两名美国人入狱4年。

对于线人生涯,英若诚本人解释是“外国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能理解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伪善之徒。”我们可以理解,在那个时代,正当韶华、热血方刚、民族大义满腔抱负的英若诚,是被中共的革命、建设“新中国”、共产主义的假面具引上的贼船。

甚至他担心外国读者看了之后会懵懂,一个人怎么既跟外国人交友,又在背后撰写出卖他们的报告。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出卖朋友冠以革命、信仰的名义,而不使人有道义上的愧疚。中共就是这样将人性、传统的仁义道德观念一步步推向泯灭。

他还坦言,自传中过多讲述情报工作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会给家族带来危险。这种担心正是中共极权暴力统治下人的普遍扭曲心理,“老大哥在看着你!”。无处不在的监视、刺探、告密、出卖、暴力、专制,使人人自危。英达说他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

情报生涯给英若诚造成的阴影伴随一生。晚年,病床上的英若诚糊涂时经常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儿子英达来了,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画毛主席像是最好的保护措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为中共充当线人的英若诚却被中共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抓进监狱,莫名坐了三年牢。他的妻子第二天也被抓。很久以后,他才明白他们的被抓是因为为彭真工作过,而彭真在文革被打倒。

到了监狱,他才心里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关起来的人都是冤枉的,压根儿不该进监狱。”他“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了”,为了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活下去,英若诚不得不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

在冀县监狱,英自制了写字的笔和墨水,因怕被看守发现,他就画“毛主席”像。并不是英若诚还在衷心拥护毛,那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对毛的崇拜,甚至怀疑毛的理智是否正常。“画毛主席像是最好的保护措施”,看守发现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英若诚做了一本精美的《毛主席诗词》,里面有他画的三张毛像,诗词模仿毛的书法。因为给别人画像会惹上麻烦,不是明智之举,不能沉溺其中。“跟毛泽东相关的内容是最安全的。”

为了获得出去溜溜的机会,英若诚总是自告奋勇、什么都会,水泥活、腌青椒,学习各种技术;为了改善伙食,组织偷菜;用鞋底偷做围棋娱乐。甚至在获得监管人员的信任后,英若诚给监狱长定期上起了马克思课程。

此时的一切,所有的理想信念都变成了只是为了活着。

刘麻子也得养一大家子人呀

英若诚一生钟情於戏剧,可以说是以身许戏。《茶馆》里的刘麻子是一个少廉寡耻、善于经营、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为了个人利益能把歪理说正的这么个角色。他因扮演老舍《茶馆》里的刘麻子一举成名。在生前接受南方周末最后的采访时,英若诚说,没有几个人愿意并敢于展示自己的灵魂,刘麻子跟我有共性吗?有!多着呢,刘麻子也得养一大家子人呀。

演刘麻子一炮走红,或许能透露出他内心的些许彷徨和无奈,这与早年的家国情怀、鸿鹄之志相去甚远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记者问及他当年听到老舍死去的消息时是什么感受,英若诚沉吟良久,最后一字一顿的说:我不愿意说!

英若诚戏剧的成就还在于他把《推销员之死》、《哗变》等剧本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在翻译《哈姆雷特》中的“TO BE OR NOT TO BE”一句时,他最后决定译作:“是生,还是死?”,是对朱生豪译本的升华,成为后世流传佳句。

谈及生和死,英若诚内心仍然不能泯灭传统文化的生死观,他追溯儒教的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学说;提出在历史的同一时期人类忽然出现了一次大觉醒,忽然出了耶稣,出现了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为什么现在不出了?……他在病床上沉思著。不知此时他是否想过,中共否定神佛存在、张扬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离人类普世价值到底有多远。

英若诚夫妇一直要求加入共产党,但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一再被拒,直到1979年才得以如愿。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经历过被冤枉坐牢、无数次的政治运动,领教了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整人手段,见证了无数人因运动而死去,为什么还要加入这样的党?

也许英若诚在自传中所说的这番话,能让我们窥探其内心的奥秘。“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最主要的是像‘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这种深入灵魂的恐惧,使中国人形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淫威、高压下如何自保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在了然中共的暴力专制、政治运动的可怕之后,明智保身、同流合污似乎成为人们别无的选择。活着,或者怎样更好地活着,这恐怕也是当今人们唯一认真考虑的一件事了。

《水流云在》,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英文书名的意思是“人已去,声宛在”。对比晚年安息在台湾的父亲英千里,除了声宛在以外,英若诚先生是否还有当年未随父赴台,历经中共运动险恶,虽小心规避,但终究一生迷茫,而铸成的心中永远的痛呢?!

结语

英若诚的一生,学识与艺涯及官命,堪称华彩,境遇身世饱含悲欢离合,是为跌宕。如有前生,定也坐拥书香,常听陋室,倘遇时事,则忧国忧民。

但英若诚不幸遭遇中共,传统文人志士的胆识与担当,在中共战天斗地、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虚幻的蛊惑下,被改写被掺沙被窃位,勇气与智慧渐弱而后渐失,终至变异。他为出卖朋友失却仁义而难掩愧疚,一生却少反思而仍安身立命于中共,志埋於戏,以戏处世,终究人生失志如戏。曾经抱定的共产革命“信仰”,实与中华传统神传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相径庭。而这正是共产主义毁人不倦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