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沉静
1959至1961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劫难降临中国大陆: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各地上演着“人相食”的人伦惨剧。这场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祸”,至今仍是大陆官方极力封锁的历史。
继中共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大陆饿殍遍野,出现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中共对外宣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而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天灾、战争或瘟疫,完全因中共一系列浮夸、冒进的错误政策所致。
尽管中共极力抹去历史的记忆,但有关大饥荒的细节与真相,被《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彻底曝光。往事不堪回首,更难以回首,作者杨继绳却努力挖掘出当年的一幕幕真相。他说,自己冲破重重阻力完成这部巨著,是为历史正名,也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并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现年76岁的杨继绳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和顾问。2003年起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5年被迫离任。他还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
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倾尽十多年的心力调查研究并完成了约100万字的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搜集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记了10多本访谈录。
书里的资料都是内部资料,档案、会议记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我当时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以采访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分社各个社长帮忙,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其间的艰辛难以言状,费尽了周折,有的地区还是不让看。他两次到通渭,都没能进入通渭档案馆。后来经高层朋友的帮助,他在甘肃省档案馆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档案,在河南省档案馆看到1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阳档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资料,在摄像头下抄写了8个本子,有的资料审查后再到他手里已抽走几页。不管怎样,他还是抄阅和复印了数千份源文件。
他反复查证,数易其稿,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实、详细的考证和数据,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揭穿了长期以来官方“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谎言。
1960年7月,苏联撕毁了600份技术合同,撤走专家,其影响局限在国防尖端和一些重工业领域,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那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多了。苏联六一年3月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蔗糖,中共不要小麦,只接受蔗糖援助。没有苏联逼债这回事,是毛泽东为“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了债务。杨继绳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并求教气象专家,结论是那三年是气候正常的年景。
这场惨烈的大饥荒,非“天灾”而是“人祸”,根本上都是极权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大修水利、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浮夸风、公共食堂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民众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夸大粮食产量,导致征粮过重。所有的财富、资源、土地都被政府垄断,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农产品换回工业生产用的机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腾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青壮年都投入炼铁和修水库,耽误了农时,庄稼来不及播种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芜。粮食大量减产,各省却“喜报频传”,陷入“亩产万斤”的吹牛狂欢。公共食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谁不听话就不给饭吃,“扣饭”是普遍现象。一些地区农民想开荒种地、在自家吃饭也不行,自留地收归集体,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里的烟囱不许冒烟。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