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者死 60年的难忘记忆(2)

文/石元裕
接上文

和凤鸣:拒绝遗忘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作为少数几名劳教的女“右派”,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怎么会出来这么多“右派分子”?是应党的强烈要求(毛泽东后来称为“引蛇出洞”“阳谋”),而天真的真心为党好的、给党提意见的知识份子。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作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虽然时间悄然流逝,但历史拒绝遗忘,时时翻出的记忆固执的镌刻着中共的罪恶。

因言获罪

按照窃国的中共的标准,和凤鸣的家庭出身不好, 1949年前国民政府当政时期,她父亲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工作,中共非法当政之后,因此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和凤鸣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中学时的和凤鸣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健笔用来写情书可以,用来为共产党抨击国民政府可以,但决不容忍对“伟光正”有意见。正因为此,毛泽东要“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当王景超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的诱饵时,写出了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被结结实实的扣上了“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反右运动”整的都是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精英,中共不需要精英,只需要奴才;不需要国家富强兴盛,只担心非法政权旁落。对知识份子精英疯狂打击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这对恩爱夫妻没想到此时此地一别竟是生离后的死别。

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

和凤鸣在“值得全国的‘右派’份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王景超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硷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硷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 “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种状态是被中共成功洗脑的结果。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 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天人永隔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 “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毕竟和凤鸣自己还戴着“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和凤鸣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用笔与心灵进行对话。

“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著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丈夫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著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婉拒。

直到80年代,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著与导演《夹边沟》的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3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3天,只取了7、8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10年9月,纪录片导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电影《夹边沟》是根据杨显惠小说《告别夹边沟》改编。

王兵自幼丧父,看《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杨显惠的原著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毕竟反右是“伟光正”干的恶事,中共现在仍然在当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来。

王兵在创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数据,他之前拍摄的长达3个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就是以夹边沟事件的幸存者和凤鸣口述作为载体,记录了个体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夹边沟》是一部冷峻、直接的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回避的回顾了那段历史。王兵将纪录片创作的美学引到故事片中,用独特、自信的视听语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后,人间地狱一般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发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开始拍摄,2009年1月完成,历时75天,积累了130小时的素材。

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电影《夹边沟》的写实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

电影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的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摄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延续到了故事片《夹边沟》中,电影中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出现”,而非表演。其中曾亲历夹边沟事件的李祥年还在电影中出演了一个角色,他帮助许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这个故事。

《夹边沟》最大的意义在于,用电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残酷的荒唐历史,虽然无法呈现全部事实,但也足以让人难以忘记。

和凤鸣30年后重返夹边沟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30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30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30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著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都没有拍照下来,这等于30年前在此劳教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都没有底片,也意味着夹边沟的这段历史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写书,起名《经历——我的1957年》。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存留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60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40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借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

续下文